“脏女人”即污秽之物，但这里的污秽已经从价值体系中分离出来。启蒙以来一直到波伏娃的《第二性》，即第一阶段的女权主义对女性主体的张扬，就是价值场域的争胜性话语，把女人从客体位置解放出来，这是理论逻辑的运作。但在现实层面，女人们的确像本来待在体内的体液一样流了出来，空间位移是污秽物的运动属性，贞洁已经和原始处女膜隐喻无关，贞洁与活动（显形）相对立，于是围绕着女人所发生的交换，更加频繁。
很难界定一个常态的性别政治空间，包括酷儿理论（queer）——酷儿延续的还是普遍人权逻辑。自我的扩张一方面拓展了自由的边界，另一方面，这个并非社会绝缘体的自我，只能在自我碎片中面对残破的主体性。身份面具及其模仿游戏，采取的是主动屈从的姿态。主动，含有戏谑与挑逗的意味，是主体性在性别政治的弯曲坡度上的表演，但如此高难度的性别实践，含有去政治化的嫌疑。
关键是能否解析出隐形的政治空间。在此，主体自我消弭，不是扮演屈从，而是让屈从如影随形，将屈从逻辑推演到极致，让对抗自行发生，从而解除霸权的强制快感。权力并非一种矢量，而深处权力网络中的女人，难以捕捉她的权力场。比如《苹果》的女主人公刘苹果，在男权文化的缝隙里，撞上了突围的机缘。子嗣价值、贫富与尊严、伦理观的屈从、阶层差异的攻防策略等，构成了男人的生活场景，作为冲突要素的女人自身不会说话，女人被性别权力秩序所编排的同时，似乎又游离于性别权力秩序。但在权力等级的内部，因矛盾冲突的多维度，这种要素反而有了逃逸的机会。影片的结局表明，这个看起来盲从的、无力的、任人宰制的女人，成了最后的“赢家”。
将真理作为偶然事件来描述，性别政治的幽灵化表现为，越是无关性别的地方，性别冲突就越剧烈。在当代意识形态政治中，左派知识分子在《苹果》中看到了某种“政治因素”，即压迫与公正问题，但公正的实现不是来自左派的斗争逻辑。刘苹果不但不斗争，她还参与了“压迫”，参与了“自我压迫”。从老板对她的性侵犯变成保留工作的筹码，从怀孕生子到配合丈夫做亲子买卖，影片令人震撼的地方在于，她和她的屈辱联成一体——主权让渡，因为屈辱感必须经由人权意识，经由性别意识，经由权利意识才能显形，而刘苹果却处于无意识状态，从公正理念到具有公正属性的执行机构，在电影中都没有出现。影片的着力点在于各种强权交织渗透，比如经济的、阶层的、传统的以及文化的强权相互抵触、相互抵消，但火力集中点却在一个女人身上，而这个女人对身为女人的处境一无所知。
最终，女人的胜出不是靠运气，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无权无势的女人。就整体而言，这是性别对女人的回馈。
无性别意识、无身份、无主体、无对抗的性别政治，呈现为以上几部电影的共通特征，因此，性别政治获得了显与隐的双重运作。在可言说的部分，性别政治在理性中心主义的传统中，在人权框架中，得以辨识。在不可言说的部分即电影艺术的表达，性别政治的幽灵化运作——即将“敌人”再次否定，为理解性别问题的复杂性，理解霸权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视角，并为后殖民主义、亚洲思维等知识场域开启了一种别样的思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