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韦伯的政治使命与宿命(1)

阎克文

简而言之,本书可以看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对马克斯·韦伯一生的政治述评。

评述一个名人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名著,这种情况似乎并不常见,本书之所以实至名归,应该说与作者的背景不无关系。沃尔夫冈·蒙森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史学世家,他的曾祖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是五卷本《罗马史》的作者,也是韦伯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导师。同样可观的是,他和他的父亲威廉·蒙森(Wilhelm Mommsen,1892—1966)及孪生兄弟汉斯·蒙森(Hans Mommsen,1930—2015)也都是各自时期德国史学界的扛鼎人物。他本人专注的领域主要是19、20世纪的英国与德国史,同时他还广泛涉足外交史、社会史、思想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从以往的韦伯研究史来说,本书出自沃尔夫冈·蒙森的手笔,或许就不能算偶然事件。

大概是因为文本信息量的解读局限,实际上,英语世界的学术研究,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注意并重视韦伯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作为,例如1972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by David Beetham,1972)、《马克斯·韦伯方法论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Science,Value and Politics in Max Weber Methodology,by H.H.Brunn,1972)等,就是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此时距本书初版发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再往后就络绎不绝了。由此观之,中文读者对这个论域至今还普遍比较陌生,恐怕就更不足为奇了。

蒙森一落笔就设定了全书的主题——“马克斯·韦伯一出生就被抛进了政治”(原书第1页。以下凡出自本书的引语,均只标示德文版页码)。事后来看,韦伯的出身似乎就预兆了他这一生将承担一份无可回避的政治使命,也预兆了一种他最终无可逃避的政治宿命。

事实上,韦伯终生都在经历着学术与政治的高度紧张关系。他从四五岁开始,就不得不待在好客的政治家父亲身边,旁听常年川流不息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们的高谈阔论;这刺激他在这两个领域都表现出罕见的早慧天赋,直接影响了他在成年后的志业方向。结果是,他几乎始终都在“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之间游移不定,或者说,苦心兼营,直到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才彻底放弃了政治参与的一切努力。

无疑,作为一个经验理论大师,韦伯的学术建树,为他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行动提供了远比个人出身更为深刻与持久的内在动力。

韦伯是经受马克思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第一代德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不过,大约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后,也就是第二国际登台亮相之时,他便萌生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历史现实观察视角,而且最终把它推向了顶峰。首先,韦伯对那些一元化取向的决定论观念都抱有严重怀疑,甚至产生了毫不妥协的道德敌意,认为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都难以作为有效的理论手段胜任实证性的经验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在大规模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工具包——理想类型(ideal type)框架中的多元因果论。从事实上看,这个革命性的方法论工具包,也许可以说是韦伯著述体系中最有学术与政治指南价值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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