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极端尊重秦老师的语音学，特别是方言调查理论。他在写毕业论文的那段时间里，不仅真真切切地触到了科学的冰凉而坚实的质地，而且有些天他几乎被这种不苟一音的、规律强大的领域迷住了。可是，当他熬到半夜，最后把三千字的一节删得只剩下二百来字的干货，终于扔掉笔，卷了一根烟点燃，靠在下铺同学的被子上以后，他又觉得不对劲。他惊奇地感到自己胸膛里的那颗心正慢慢苏醒过来，一层层重新滋润，一下下不安地敲打着他的胸肌。那颗心就好像小时候的二宝，热情地爬上他家窗台，邀他上哪儿去疯玩胡逛。这可不行！他害怕了，语音学要用三倍的安静、十倍的细致，循着铁轨一般的规律默默地干。这行当不太照顾他这颗小兔子般的心脏。那天晚上他失眠了，辗转地考虑了大半夜。后来他曾经拐弯抹角地找过起码一打教授和副教授，打探各种专业的底细。后来有一次颜林的老爹出差来新疆，到他们学校看他，他问道：“一个有四年制汉语专业本科生基础，一门半外语，六年插队新疆历史，具有一定热情和干劲，身体条件良好的三十多岁老青年——究竟选择什么职业最好？”瘦老头斩钉截铁地回答：“地理。毫无疑问，只有地理。”
他不禁苦笑了，眼睛还出神地盯着那个红脸后生。没想到这些话当了真： 还有三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他就要走上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考试的考场。如果能参加人文地理学的考试，他就不用害怕自己的文科出身和高等数学的威胁。而据颜林他爹说，北京有位姓柳的老教授，几十年一直研究人文地理，目前正要大开山门，物色门徒。一切信号都是绿色，一切迹象都像这陕北高原的气息一样，显示着生机和美好。他在毕业前那阵乱哄哄的日子里啃完了一大堆地理系的讲义、小册子和一本《地表水》，并且刚刚把德国地理学家李希藿芬(Richthofen)的名著《中国》日文版第一卷借到了手。现在，天空晴朗湛蓝，风儿正吹满篷帆，他朝着亲自选定的那个目标启碇开航了。
促使他最后斩断了种种迟疑的是毕业分配。“计划生育办公室！”他气得火冒三丈。秦老师惋惜地说，这是照顾你家在北京，只有这么一个名额啦。他铁青着脸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秦老师也很不舒服，因为这个结果对她谆谆开导他的那些方言调查理论也是一个大嘲笑。等秦老师端着饭盒走开以后，他突然狂怒地把两个饭碗砸在水泥地上。他踩着粉碎的白瓷片，撞开拥塞的人群，一直冲出了食堂。他当天就去图书馆借来了地理系的讲义。
那个红脸膛的陕北小伙儿突然站了起来，朝他憨憨地一笑，满车赚足了钱的农民都拍打着身上的黄土——卡车正慢慢地停住。他吃惊地朝车外一望：
青羊坪——三个白粉大字一下映入了他的眼睛。
他一下车就觉得眼花缭乱。眩目的阳光直射着这个河岸台地上的小镇。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啦，他惊奇地想。他完全回忆不起当年这里有些什么建筑和什么景物。那时我急得心火上蹿，因为我连自己被大卡车拉到了哪里全都不知道。他感慨地走在一条土巷子里，默默地想着。那天，为了避免暴露扒车者身份，他只是查对着一本薄薄的《革命串联地图》，猜测着卡车前进的方向。他只猜对了一点： 这车从绥德东关一钻出来，就根本没有去什么军渡或宋家川，而是一头向东南扎下去，顺着无定河的大深沟，顺着“曲流宽谷”。
他追了两步，赶上那个红脸小伙子，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后生！”那小伙儿朝他转过晒得红红的脸来，清澈单纯的大眼望着他。“吃饭嗑么，后生？”他问。那次来陕北，他一共学会了三句陕北话： 嗑、解下、相跟上。前两句一个是“去”，一个是“懂”，第三个和普通话意思一样，因为这说法又淳朴又文雅，所以他也一并记住了。这时他兴致勃勃地试验了第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