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为了更好地将护国阵营扩大到广东，陆荣廷已于1月份专电到马来西亚半岛槟榔屿邀岑春煊回国共商大计。因岑曾任两广总督，在广东的影响力很大。接到梁启超的信后，陆当即密遣特使唐绍慧、陈协五到南京拜访冯国璋，摸清其动向后调头到上海去见梁启超，邀请梁入桂发动。陈协五（陈祖虞）和唐绍慧于2月19日在上海向梁通报陆荣廷筹备起义的情形。梁启超当时记录此事：“当云南首义之初，广西之响应久为全国所期待……荏苒两月，音响转寂，于是窃窃焉忧之……吾与干卿既未前识，且兹事非内断诸心者，即游说何由进……二月十九日，吴柳偶介见一客……自言奉干卿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干卿所为必欲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才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干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事后多年，梁启超在南京对学界全体公开演讲时回忆当时的情况仍十分激动：“云南起义后……我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他（指陆荣廷），陆君本来久怀义愤，或者我这封信有点帮助，也未可定。到二月中旬，陆君忽派一位军官姓唐的，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我到广西去，他才（宣布广西）独立。我早上到，他晚上发表（讨袁）；晚上到，他早上发表。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喜从天降，我一点不迟疑地答道：‘我立刻去！’……”3月4日，梁启超及汤觉顿、黄溯初、黄孟义、兰志先、吴贯荫等六人，在陆荣廷特使唐绍慧的陪同下，由日本驻沪总领事安排，乘坐日本邮轮横滨丸号秘密离开上海南下。
3月8日，袁世凯正式电令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滇变以来，耀武上将军陆荣廷义愤异常，屡请率师致讨，当以桂疆重要，未许其行。近据一再请奏，情词恳挚，该上将军公忠体国，不辞劳瘁，仁心壮志，洵属难能，已勉如所请，特派为贵州宣抚使，该上将率众远征，入黔以后，务当宣布德意，将剿抚事宜悉心筹划，用副国家除暴安良之至意。”并批准步枪五千支和军饷一百万，立即由广东将军龙济光转交，同时促陆荣廷即日督师征黔，并分兵协助龙觐光进攻云南。陆荣廷立即动身到南宁，和王祖同商量调兵进攻贵州，装出一副要为新朝立功的慷慨姿态，王被迷惑得团团转。很快，饷械从广东通过水路运到南宁。陆荣廷马上要动身到柳州，指挥“征黔”军事。临行前，陆交代所部务必要干脆利落地完成一项军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