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赞成思想自由，他们认为朱光潜的文章体现了“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而且还从这儿听着了一般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呼声”〔4〕。他们对思想统一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直接加入到讨论中的胡绳认为：“要真正‘统一’思想，只有在消灭了造成思想分歧的社会原因之后，否则一切努力都是不必要而且不可能的！”他认为政治上有了一致要求而思想上也就可以统一的想法，是把问题简单化。各个政治派别的联合，在抗日救亡的一个共同的大目标上说，也许可以算是“统一”了，但这统一并不抹杀它们不同的立场，它们在理论问题上的歧异。〔5〕而任白戈则指出：“当着人类社会正在起着冲突斗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图根本去消灭那种冲突和斗争，而要在人的思想上来建立起一个和平的天国，甚至于以为只要这一个天国建立起了地上的天国也就可以建立起来，那实在是一种幻想。”〔6〕
思想统一论者的理论出发点是：抗战需要思想统一。针对这一点，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提出：只有思想自由才能更好地抗日。胡绳认为，思想对立是不必也不可以消除的，而且它们的存在并无妨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展，因为不论是唯物论者还是观念论者，不论主张形式逻辑还是主张“动的逻辑”的人，都可以得到抗敌救亡的基本要求和认识。“这一个神圣的战争一定要赋予一切人以完全的自由，让他们开展他们的思想体系。只有在各种思想的相互论争中间，思想才能有发展，才能从相对真理发展为绝对真理。”〔1〕张申府力图证明在抗日的历史条件下，思想统一和思想自由并不矛盾:“思想自由与信仰统一，并不必抵触；至少也是相辅相成的。至少在抗敌上讲，在建国上讲，统一国力，统一民心，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的必要，当全无问题。既然承认国力，意志等的统一，但某一部分某一方面某一意义的信仰统一，确属绝对的必要。笼统地提统一信仰，是不对的。笼统地反对提统一信仰，也同样不合。”〔2〕
第二，以何种方式实现思想统一？何干之将这一问题的主要争论观点归纳为：“以权力来统一思想，抑或以自由竞赛来统一思想。”〔3〕
狄超白强调以政府权力来实现思想的统一，他认为，“政府对于这一事件（指思想统一——引者注）的责任，应当是格外重大一些的”〔4〕。这一观点得到一部分人的赞同，有人主张要学习德国“铁”与“血”的统治原则，“物质方面是经济统制，思想方面是文化统制。打破一切的自由主义，而实现统制主义”。〔5〕
狄超白等人的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反对，后者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并不是在思想的斗争，而是在思想与非思想的斗争，并不是在某一派的政治思想抹杀垄断一切其他学派的政治思想，而是在非思想的政治力量抹杀垄断全部思想领域。”〔1〕思想的各种各样并不是危机，倘若任何一派思想要靠政治力量和武力来强迫地灌输到民众中去，使他们盲目地信仰，那才是危机。因此，他们主张，如果真有思想统一的话，这种思想统一也是通过思想自由来实现的。只有从思想的斗争中才能产生思想的统一——这不是简单地统一在一种政治力量和武力下面，而是统一在真理的旗帜下面。只有实践能证明某一派思想是真理或是接近于真理。因此，目前任何一派思想所应该做的只是努力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努力使理论和实践配合起来。〔2〕如果不是这样，“不从自由争论中去达到真正的统一，要想用任何一种权威的思想来勉强统一，那结果落到人人都想作权威，事实上反落得相反的，分裂的结果”。〔3〕
（三）思想文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思想运动的基本纲领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大家一致对外，彼此之间都有自由存在、自由发展的权利。既然如此，思想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是否存在，是否需要某一派思想推动其他派别前进？在“领导权意识”十分强烈的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顺理成章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历史上无论哪一次联合阵线的抗争，都少不了领导的作用。目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爱国的自由竞争场。新启蒙运动希望每个思想流派都尽可能地要在爱国方面有点作用，如果谁爱国的作用发挥得愈多，那它就愈出色；最能够发挥这种积极性的文化，在这运动中就会占主导的地位。〔1〕从目前中国的实际环境来看，国民是服从真理，并不是服从权威，谁的思想最接近真理，谁在民族抗争的过程中，尽了最大的努力，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体系最接近真理，自然而然地，它最有资格去领导群伦。“我们不必疑虑，谁居着推动的地位，在思想自由的天地里，谁都有这个资格。”〔2〕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虽然提倡谁都有取得领导地位的资格，但是，他们有充分的自信：马克思主义应该而且可以居于领导地位。陈伯达提出新启蒙运动口号时就明确要求“新哲学研究者应该站在这运动的前头”〔3〕。他强调：“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4〕胡绳的态度也很明确：“今日的文化运动一定要彻底地解决五四时代所提出来的而没有被彻底解决的一切问题，但也一定要扬弃五四时代处理问题的态度——唯物论与动的逻辑是今日的文化运动的坚实的基础。”〔5〕他们认为这是新启蒙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区别，也是新启蒙运动超越五四运动之处。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占据领导者的地位呢？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回答是：通过自由竞争的思想斗争。新哲学者不害怕通过思想斗争来实现这种领导地位。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在主要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不放松的坚持正确的观点，如若惧怕用批判的武器企图在统一战线中与同盟者和平相处，抹杀自己与同盟者在政治上与原则上的分歧，无意的，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6〕
应当注意的是，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并不要求思想界定于一尊。陈伯达宣称：“我们不赞成把这新理性主义（指马克思主义——引者注）当成独断，叫人们放弃旧独断，来迷信、盲从新独断。”〔1〕柳湜指出：“我们在这政治复归统一之时，文化领域内要特别提倡宽容，宽容，第三个还是宽容。”〔2〕何干之把思想自由争论比作自由市场，但是又强调“所谓自由市场，自由竞赛，只是一个权宜的名词，与商品市场上竞赛是不同的”。在商品的市场上，是喊着：“前进呀，不前进就被淘汰了！”在目前思想自由竞赛中，口号却含有别的内容：“大家前进罢！大家共同携手前进罢！”所以前一种竞争是排他的，独断的，而后一种竞赛却是友爱的，扶助的。你认识不足，好，我来，我来提携你。这是真正的共存共荣的竞赛。在此时此地，大家的气力虽然也有强弱高下，一等二等的差别，但大家都是战斗的一员，即使有人在领导着，有人在后边跟着跑，冲突也可以避免的。〔3〕
（四）关于思想斗争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主张通过思想斗争来实现领导权，因此，他们对思想斗争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柳湜对这一问题讨论尤多。〔4〕
从性质来看，思想斗争在全部社会斗争中，它并不是社会“最根本的组织”，它是属于“上层组织”，它的斗争方式并不像政治经济斗争那么直接，虽然这一斗争的发生仍根据一定的经济政治的条件，并为经济政治所决定，但它的发生并不是在政治上已有明白的要求后，恰恰相反，它是在政治斗争明朗化以前，就以一种思潮出现，且对政治具有一种领导作用。所以意识斗争是革命的第一阶段，当一种思潮出现时，原看不出革命的形势，而这种思潮里却带来了革命的种子，包含有新政治形态的影子，因为这斗争的方式不像政治经济那样直接，所以思想斗争每每现出它的恒久性、散漫性。
从起源来看，思想斗争在未变为广大的社会思潮、带着明确的政治要求以前，起初不过由极少数先进的知识者，反映群众的要求而“天才的提出”，并不一开始就是群众斗争。一种思想变为思潮，那是因为这思想实际地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确实代表了无数人们脑中的憧憬，说出无数人们要说而说不出的话。这些话，再反映到群众身上，而变为群众的广大的思潮，形成运动。
从对象来看，思想斗争的对象是思想本身，不能超过它的斗争范围，如果超过思想范围，它就不能发挥其效果。
从内容来看，思想斗争的内容必定是从群众实际的要求中产生出来，这些群众的要求，自然又基于当时政治经济的条件而育成。
从效果来看，思想斗争的效果由于斗争性质不同，也与政治斗争不同。它比政治斗争少一些动摇性，相对比较稳固。
从方法来看，思想斗争比其他斗争更适于“游击战”。在思想斗争上，不能用“军事的战术”，如果仅仅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就想来统治群众的头脑，是不能成功的。因为你要说服群众，是要把你的思想融化在你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的解答中，你要在每一个大小问题上，都尽了你的思想斗争，你才能支配他。
陈伯达还总结思想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判断思想斗争和思想批判之成效和对错的衡量标准。他声称，我们在批判中、在研究中发现的法则，这就是真理。可是我们怎样能断定我们所发现的是合乎客观合乎科学的法则，是真理呢？第一，我们之所以可能发现真理，我们必须在批判中，在研究一种事物的法则中，占取一切可能的材料，从这所占取的材料中，来抽出它的法则。同时我们又要把我们所占取的材料，给以反复的证明，并继续不断地去占取新的材料，来作新的证明、新的充实。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检验我们所发现的是否真理，那末，实践便是基本的标准。〔1〕
陈伯达还提出有必要区分“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与“对人的斗争”。他认为，在文化上反对迷信、盲从和独断，但不是反对那受迷惑的人，不是反对那盲从的人，不是反对孔教、佛教、基督教的信徒，不是反对那迷信真主的人。我们对他们不能采取轻薄与谩骂的态度，恰恰相反，我们有必要把他们和我们联合起来，不分彼此，不分孔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红枪会会员、天门会员、马克思主义者……一致为抗日而奋斗。我们要在实际的抗日斗争中，使错误思想者迅速了解自己的错误，迅速消灭自己的无知，使他们能迅速成为自由的思想者。如果把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和对人的斗争，无条件地混合起来，那就是极危险的，那就将阻碍民族抗日统一阵线的发展，而且也要阻碍文化运动自身的发展。〔2〕
因为面对的是联合战线内的思想斗争，因此，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十分关注斗争的态度问题。对此，何干之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思想自由，除了在救国第一的旗帜下，让大家自由，各有一长的，都贡献出他的长处之外，是自由研究，自由发表，自由批判，自由论争。我有唯生史观的方法，你有实验主义的方法，他又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还有二元论的方法。好！大家不必强求一致。你不应无条件地否定我，我也不应用什么来做后盾压死了你。大家尽管尽了自己最善的努力，来活泼地研究，得了什么结论，就发表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认为结论不一致，见解不尽同，不妨老老实实地坦坦白白地提出意见，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不一定对方的批评是天经地义。也许他只说了一半对，一半不对，或者全对，或者全不对，于是在批评之后，又来了论争。大家都应拿出货色来。你说人家不对，为什么不对，他不服你的批评，有什么理由不服。大家要做全面的观察，也要做一深刻的反省。只要大家是服从真理，经过了研究、发表、批评、论争之后，是可能与真理逐渐接近的。〔1〕
总之，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在艰难的时刻，鲜明地提出了思想自由的主张，并对思想自由的原则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在这一方面，他们争取到了很多人的支持，〔2〕同时，也因此而背上了“分裂主义者”、“阵线主义者”的骂名。〔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