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曾多次撰文，建议思想界要“下最大的决心，分工合作，来整理批评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启蒙运动史”，他认为“这一段血泪交流的史迹，是我们最优秀的黄帝子孙不顾艰难辛苦，冲破一切网罗，振起我们爱国爱民族的精神的最光荣的一页”〔3〕。他身体力行，经过半年的辛勤笔耕，终于使一部十万余字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付梓问世，于1937年12月在上海初版，两个月后即印行了第二、三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进行研究的专著之一。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是探讨启蒙运动的意义及其社会基础；第二至五章论述了近代以来的历次思想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等，并对其社会背景、思想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其历史地位作出了客观评价；第六、七章为“国难与新启蒙运动”、“目前思想文化问题”，着重对新启蒙运动进行了阐释和总结。何干之通过检讨“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史”，发现其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气味”，断言“中国启蒙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他还对新启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1〕最后，何干之呼吁，启蒙运动讨论的重点应从“性质”的讨论转向“应用”，以有利于抗日形势的发展。
年纪轻轻但是著作颇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陈唯实也参加到新启蒙运动中来，写成了《抗战与新启蒙运动》一书。该书论述了以下内容：
首先，高度评价了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及其必要性。他认为，启蒙运动这种思想文化运动，并不是凭着主观随便幻想出来，而是有它的客观根据，有它的社会背景，它是革命的呼声，是新时代的前哨。新启蒙运动“就是新中国和新社会的大时代前哨！同时也是新世界时代的前哨！”新启蒙运动是应运而生的：“为了建立新的民族新的中国新的社会新的民众，就非建设新的文化不行。要这样，那就离不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是在民族灭亡的危机，封建的和其他势力的恶劣、广大劳动民众生活的痛苦等客观环境，从而有了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急切要求之下，所造成起来的运动。〔2〕
第二，阐释了新启蒙运动的时代内容。陈唯实从十一个方面论述了新启蒙运动的时代内容，其核心就是：其一，“促成民族解放”，“新启蒙的思想文化运动，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唤起民众，普及和提高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激动民族战斗的意识，使他们为民族革命而总动员抗战”〔1〕。其二，“促成民主自由”，新启蒙的思想文化工作需要“普及和提高广大民众的政治意识，使他们如何运用民权，使他们切实的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2〕。其三，“促成民生幸福”，“民族抗战与改善人民生活是应该配合起来的”〔3〕。他还详细论述了新启蒙运动在抗日战争中提倡科学文化、生活文化，反对迷信、复古、独断、保守和个人主义等基本内容。
第三，将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做了对比。陈唯实指出了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六点不同之处：其一，对象不限于少数人，而是整个的全国民众尤其是无产劳动大众，其内容丰富，力量强大，效果大得多；其二，领导者是“新人物”；其三，所主张文化内容是“新时代的新文化，是大众的文化，是适合中国需要的革命学说”；其四，拥护、参加、实践新启蒙运动的人，“不仅是知识分子、小市民，而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其五，“不只是思想文化运动，同时也有富有政治性革命性的民族、民主、民生的运动”；其六，要促进广大民众起来彻底完成反帝（目前为反日）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使无产劳动大众成为推进时代的主力军。〔4〕
第四，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主张。陈唯实从新启蒙运动的基本立场和要求出发，对复古、礼教、教育、婚姻和妇女解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主张。例如，关于教育，陈唯实要求大力促成民众教育，他认为现时代的教育“是以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为内容的大众教育”，而“新启蒙运动就是大众文化运动，学校教育是文化上最主要的部门，所以要推进平民教育运动，促成民众教育的实现”。为此，他提出了四项主张：实行减费与免费入学；学制课程的改革，缩短修业年期，反对学制的阶段化；改良对于学生的待遇，给予学生以抗战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对待学生不能像过去那样的专制与独裁式，应该是民主自由式的”；鼓励学生从事校外的活动等等。〔1〕关于妇女解放，早在抗战前，有人就提出了新启蒙运动应该推进妇女解放，如提倡放足运动和儿童公育；推广妇女识字运动，提高一般妇女的文化水准；组织“妇女集团”，巩固妇女界力量；编辑妇女读物、出妇女专刊等要求。〔2〕陈唯实更是提出了恋爱、婚姻和男女平等方面的主张。他坚决反对“盲婚”，“盲婚是对于各方面都不好的严重问题，因此新启蒙运动就是尽力反对盲婚，大家都要起来反对盲婚”，“自由恋爱结婚当然是我们所要求的，但是如果事实不能做到的话，折中办法，就是反对盲婚，实行开明的婚姻”。他还提出，补救盲婚的，就是主张离婚自由。他宣称：“新启蒙运动是要鼓吹社交公开！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男女要参加抗战的工作，在抗战过程要求解放，男女共同过着战斗的生活，男子要拥护女子解放，女子是不能存着依赖男子的错误观念，要有独立自尊努力战斗的精神，从民族解放以至新社会的创造，使婚姻生活能够根本地、合理地解决。”〔3〕
或许是陈唯实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总结历史、展望未来的态度过于鲜明，其主张也较为激进，因此，该书出版不久，即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此后，当局几次公布的查禁书目，该书都赫然在列。
在上海文化界颇有名望的夏征农，将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主要论著收集起来，编成《中国现阶段的思想运动》一书，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成果总结。书中既有当时报纸杂志上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文章，又有编者向陈伯达、何干之、章汉夫和任白戈等人约写的论述和推动新启蒙运动的论述。〔1〕书中最有价值的当属章汉夫（汉夫）、周扬、何干之、李凡夫、艾思奇、夏征农（征农）等人经过集体讨论写成的《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一文。该文对新启蒙运动论述比较全面。文章说：“为了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势力，都在一个大前提下，精诚地团结起来”。“思想界的团结，亦足以打破箝制，更可以迅速的肃清一切不利于民族的思想，启发民智，唤醒民众，早入真理和光明的大道”。文章认为思想运动的内容是：“反对封建和奴化思想，以民主主义为中心。反对公式主义和教义化，提倡认真研究的精神，开展思想的批判，反对思想自由的压迫”。开展这次思想运动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对参加这个思想运动的各思想不同的个人和派别，并不要求其放弃各自的基本思想或立场”，“在讨论争辩中，发挥各自的力量和优点。不同意见，要在批判中求统一”；第二，“批判应该是为了真理的追求”，批判的对象，应是对方的学理的真理性，批判的标准，要从是否有利于民族出发；第三，“在思想运动中反对封建，是反对封建思想”，对于有这种思想但反对异族奴役的人，“应采取宽存态度”。〔2〕
坚守文化阵地，紧握“批判的武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为推动新启蒙运动而努力。
（二）张申府的努力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申府是一直“强聒不舍”（吴承仕语）地推进新启蒙运动最为用心的人。〔3〕美国历史学家史瓦兹认为：“张申府相信哲学在国民抗战中会找到它的最终使命，而启蒙——这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未完成的项目——现在有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落实了。”〔1〕史瓦兹对张申府的这一番理解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北平沦陷后，张申府流亡汉口、重庆等地。但是，他频频撰文，要求新启蒙运动急切地“应用到一切实际问题”〔2〕。
张申府继续推进新启蒙运动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作为。
在理论上，他对新启蒙运动做了进一步的探讨。首先，对启蒙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概括。他认为，就新启蒙运动本身的全部任务或整个内容来看，至少可以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部分或三阶段：“初级的启蒙运动就是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以及知识通俗化、学问大众化，而目的在提高一般文化水准，使大众一般都有文化生活。中级的启蒙运动就是使已有知识的人，知识得更清楚，思想得更清楚，廓清知识上的蒙翳，扫清思想上的朦胧，清除一切心习上的迷信、盲从、武断、独断、成见、奴化的毛病，而达到一般人知识、思想、信念的净化；高级的启蒙则在知识之质上，组织上的，逻辑上的进步，学问的解与厘清，即弄清楚，肃清一切知识、学问、言语、思想、观念、概念上的必要的笼统与模糊。”〔3〕
其次，他对新启蒙运动的号召内容做了新的修正，提出一个宝塔型的实施纲领：
实
理性
新科学
思想解放
自觉与自信
普及大众教育
编刊新百科全书
建立抗战建国文化
树立起文化上的国防
实现文化上的三民主义〔1〕
张申府还将其讨论新启蒙运动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就直接叫做《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在实际行动方面，张申府也是不遗余力。
首先是创办刊物，大力鼓吹。到重庆后，张申府创办了《战时文化》杂志，在发刊词中，他宣称，本刊所要达到的有三个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在抗战建国的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上，在新启蒙运动的展开上，期有所辅助。〔2〕该刊在推进新启蒙运动上做了不少努力。创刊不久，张申府召集了梁漱溟等人召开“五四讲谈会”，就“如何更广泛更深刻地开展新启蒙运动”征求意见〔3〕。在张申府的影响下，张宗植、杜若君等人也参与到新启蒙运动中来，他们发表文章，讨论新启蒙运动的基本原理，应用新启蒙运动的观点于具体问题研究，并推动新启蒙运动实施。〔4〕
其次是多方合作，寻求实施。张申府认为：“现在许多的问题，我相信都是有待于新启蒙运动的”。为了实现新启蒙运动，他多方寻求帮助。在他认为，“中山先生实在是新启蒙运功的一个先驱”〔5〕。新生活运动和新启蒙运动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宣称二者“都应了时代的需要”，是“互为表里”、“可以相辅相补的”，“二者同可以说是文化运动，同是要以文化方面救国家与民族的，只是新启蒙运动比较偏于思想方面，新生活运动比较偏于生活方面”〔1〕。
最后是在国民参政会上向政府公开提出了推进新启蒙运动的主张。张申府利用参政员的身份，公开在国民参政会上提交提案，要求树立“实”与“理性”为立国的根本精神，实现这个目标，第一点就需要“推动新启蒙运动”。认为“现在全世界均正在一新启蒙时期”，并把他所列的宝塔型的十项奋斗纲领向参政会提出。〔2〕此外，据香港《大公报》载，1940年4月，张申府等二十一人提出了“保障讲学自由，以便学术开展，而促社会进步”的提案，认为国家社会之进步，必赖学术文化之开展，思想学术之产生，必赖思想之自由，因此凡近代进步国家，罕有不崇尚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的。他们“拟请政府通令全国，在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最高原则下，保障讲学及学术研究之自由”。〔3〕这可以说是他新启蒙运动主张的一贯体现，是他推进新启蒙运动的努力。
然而，张申府此时已经不可能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来应用“新启蒙运动”了，充其量只能在“儿童的社会保育”等方面作些探索。为了重整旗鼓，他甚至不惜将新启蒙运动与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捏合在一块，力图以妥协的方式继续推进新启蒙运动，而这种做法也收效甚微。他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呼吁，政府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他的主张，即使在其主编的《战时文化》杂志上，也并非“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以上文提到的“五四讲谈会”而言，参加者大多只谈了一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以及提高和普及方面的主张，对张申府的新启蒙运动，包括柳湜、陈北鸥等人，没有发表任何看法，甚至提都未提。值得注意的是，张申府创办《战时文化》杂志，是在国民党大员陈诚的财政支持下发行的，这迫使他很多时候不得不拥护当局的政策。〔1〕张申府推进新启蒙运动的直接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启蒙运动在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力。在沦陷区，王元化发表了《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一文，文章一方面对新启蒙运动谈了自己的理解，认为新启蒙“并非五四启蒙运动的简单再现”，它的中心内容为“民主的爱国主义”和“反独裁的自由主义”，并且指出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提出“理性这口号”，“实是它必须抑制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才能达到认识现实的道路”。另一方面，他认为抗战文艺是文学上的新启蒙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具体口号，应该在各方面体现出新启蒙的意义和特点，为此，他围绕大众化问题提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2〕在延安，新启蒙运动的提法也得到了部分人的肯定。赵树理在《通俗化引论》一文中提出“通俗化”并不是“通俗文艺”，“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3〕
总之，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时期，新启蒙运动惨淡经营，虽然没有取得其倡导者所预想的效果，却也在发生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