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这一历史事件的何干之先生指出，陈伯达的这两篇文章，“可说是新启蒙运动最初的呼喊，也可说是新启蒙运动的奠基石”，陈伯达因此也成为“首先有意识地把问题提出来”的人。〔3〕值得一提的是，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一书，1980年重印时删去了新启蒙运动一节，作者声称原因之一（虽然不是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是陈伯达”，承认了陈伯达的发起人地位。而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潮》一书，虽然难能可贵地保存了新启蒙运动的章节，但是，却将这一运动发起的主要贡献归功于艾思奇，对陈伯达这位实际上最有影响的首倡者只字不提。更令人惊讶的是，该书在编写该章节时，无论是史料、观点，还是结构安排，都基本按照何干之先生的论述，唯独在发起人一点上，没有采纳何干之的观点。〔4〕
（三）艾思奇的响应
陈伯达“新启蒙运动”的主张提出后，首先响应的是上海的艾思奇。〔1〕何干之记载：“艾思奇先生在《生活星期刊》双十特辑所发展（表）的《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就是紧接着陈先生的提出的一个响应。”〔2〕
艾思奇非常赞同在思想文化上再来一个新的运动。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现状使然：目前文化在中国是非常庞杂而又极不平衡的，因为它建立在中国这样的庞杂而又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这种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呢?艾思奇认为，这是由于过去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务：戊戌至辛亥和五四“两次的新文化运动都没有完成，它只好把自己的战斗的血迹，和旧文化的残遗一同留传下来，目前的我们，就是这些血迹和残遗的承受者”。而目前，“是要再来一个新的运动了”〔3〕。
艾思奇此文，主要是为了说明文化上需要再来“一个新的运动”的性质。他将当前文化运动的意义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第二，目前的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具有民主主义性质。
新启蒙运动是爱国主义的。“这一个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民族敌人的猛烈的、新的进攻的刺激，是由于亡国的危机的迫切，是由于民族敌人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有人以为爱国主义不是这一次文化运动的特点，因为一百年来政治上、文化上的运动，都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带了爱国主义的性质。艾思奇认为这只是片面的看法，因为“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上的爱国主义，是从改造自己出发的，但现在的运动，是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发动，自己改造的余裕已经没有了”。
新启蒙运动又是民主主义的。民主主义在艾思奇那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新启蒙运动是各种爱国势力民主合作的大熔炉，“是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在共御外敌的情况下，“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论是实验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你所发挥的是有用美点，都竭诚欢迎你到这运动中来。或者换一个说法，目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爱国的自由竞争场……如果它的爱国的作用愈更发挥得多，那它就愈更出色；最能够发挥这种积极性的文化，在这运动中就会占主导的地位”。第二，这场运动是反封建的。新的文化运动“并不是放弃反封建，封建残遗在目前，仍是最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对于封建残遗的毒素，我们仍同样要抱着最大的警戒”。当然，反封建也有一定的限度。“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他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无顾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如果套用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来分析，也就是说，中日矛盾已成了主要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降居次要的地位，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也要服从抗日战争的大局。
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虽然在文章末尾号召大家参看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但是，他通篇并没有一处使用“新启蒙运动”这一提法。这一方面反映了新启蒙运动的倡议并未马上在文化界内部引起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发起人内部的思想分歧。当时，国内环境还处于混沌状态，未来的前景并不明朗，人们渴望新思潮的诞生，但又担心爆发新的“名词纠纷”，因此，对新名词的出现持审慎的态度，“‘新启蒙运动’、‘爱国主义’……我们暂时都可以不管它，我们所要认明的只是它的特点，它与过去的有什么不同处”〔1〕。他们对新启蒙运动，只是关注，而非认同，至少对这个别出心裁的名称还采取观望态度。
几个月后，艾思奇又发表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一文〔2〕，对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特征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该文在陈伯达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作了分析。陈伯达在《中国的自觉运动》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分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觉醒过程。艾思奇赞同陈伯达的思路和方法，并对陈的观点做了补充，其目的在于以此来进一步界定目前新启蒙运动的性质，尤其是如何对待反封建问题。艾思奇认为：“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自觉运动。文化上的自觉运动和社会政治上的自觉运动是分不开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文化上的自觉运动的出现，常常预示着一个社会变革运动的酝酿成熟。”因此，“文化运动的特征，也会和社会运动的性质有着根本的通共点”。那么，目前的文化运动是建立在什么社会运动的基础之上呢？艾思奇认为，目前的“社会运动”是广泛的爱国运动，与此相应，文化上的一切新问题的提出，也必然采取爱国主义的形态，“我们的新启蒙运动，也必然要与民族解放和国防发生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当然的事”。而且，这一个启蒙运动不是五四运动时代的单纯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而是要把一切文化应用到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方面。国难的紧迫，也不容许完全推翻什么或建立什么，当前只能随时随地采取一切可用的工具去应付国难。因此，“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在所不惜的”。
至此，艾思奇揭示了新启蒙运动的性质和社会基础，阐明了新启蒙运动的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的两大主要特点，并且已经“附和”〔1〕了“新启蒙运动”的提法，在知识界面前，为新启蒙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
二、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及其讨论高潮
（一）文化界的讨论
新启蒙运动的主张提出后，并没有得到文化知识界的广泛响应。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处于一个百舸争流的时期。众多思想学说、理论主张，缤纷呈现，并没有哪一种主张成为主导思想。即便如此，那时的思想界，也都在反思当时文化界的问题与弊端，探索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化的出路。
当时围绕三篇文章而进行的讨论，影响很大。三文分别是：蒋弗华的《青年思想独立宣言》，炯之（沈从文）的《论差不多》和朱光潜的《中国思想的危机》。
蒋弗华的《青年思想独立宣言》和炯之（沈从文）的《论差不多》一起，被1937年1月出版的《书人月刊》转载，评为当时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主张〔2〕，而蒋弗华的文章更是受到多种刊物的青睐。
蒋弗华认为，在今日中国，中国的青年迫切地需要教育，需要最健全、最有效能的教育。他呼吁文化界停止一切制造名词、搬弄观念、歌颂偶像的工作，“也停止一切足以诱发青年浅薄的感情，汩没青年的理性与自我的说教”。我们要的是一种中国的现代的实事求是的知识。他声称，“青年运动必须让真正的原始的感情支配”，不要给太多的理性的责难；“给我们一些真实的感动，我们就会证明给你看不是五分钟的热度”。“但是切莫告诉我们许多的不相干的名词与观念；切莫让我们知道你们是一些左派或是右派。我们懂得的东西诚然太少，我们的信念也实在单纯，你们那些好的理论只有使我们茫然失措，我们毫不为政治而政治，不要在左派与右派之间选择谁谋，所选择的只是中国民族的生和死”。因此，他吁求，全国对于民族需要和自身需要具有觉悟的青年，赶快抛弃一切不健全的思想和信仰，走上救亡运动的道路。凭着自己所仅有的一点信念，挺直地站立起来。莫再傍人门墙；好“回到自己的天真，认清自己的愿望，树立起自己的意见”。〔1〕
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提出了“反差不多运动”的口号。他说：“近年中国新文学作品，似乎由于风气的控制，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容易差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个好现象。我们爱说思想，似乎是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2〕
蒋弗华和沈从文的文章都引起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注意。胡绳针对蒋的观点，写成了《论青年思想的独立》一文。一方面肯定蒋弗华“把作为‘五四’时代的标志的青年思想独立的口号，在今日重提，也是有着实践上的进步意义的”，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商榷意见，指出，理智和实践促成思想独立，但是，所谓独立不是在历史和时代以外的独立，思想要服从历史和时代：服从历史不是盲目地崇拜圣哲才智之士，而是接受人类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到今天的最后的总结。“思想要和时代的发展一致，这是用不着怕人讥笑为学时髦的。”〔3〕
沈从文的观点引起众多左翼作家的批评。茅盾在第二年7月发表《关于“差不多”》，指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沈从文把文学的时代性与艺术的永久性对立起来，“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艺发展一步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幼稚病”，根本否定新文艺“作家应客观的社会需要而写他们的作品”的正确传统。这场讨论并未深入进行下去，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却具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1〕
这两篇文章，打动了一向对于“当前文化事业”表示“怀疑不满”的柳湜，“引起”了他去“考察”文化问题，又把他的“怀疑和不满”更加“扩大”起来，写成《国难与文化》，以求对“中国文化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答复”。这本小书对当时的文化运动做了一个有系统的全盘考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问题：其一，过去启蒙运动留下的是什么？其二，目前中国文化运动的病症在什么地方？他认为，过去文化运动未能普遍地兴起一个全国国民的“头脑改造运动”，非理性思想仍然盘踞着大多数人的头脑，所以目前要“布置一个空前广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遗憾的是，文化上统一救亡运动，到目前为止还在“酝酿时期”，目前文化运动不能开展为一个全民族的统一运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观上的原因”是：第一，对于文化与政治的机械的了解，以文化作为政治的尾巴；第二，过于热心政治运动，忘记了纠正过去文化运动中的缺点；第三，犯了关门主义与公式主义的错误。〔2〕在分析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并且剖析了中国文化运动以上缺点之后，柳湜对当前阶段文化运动的特点、内容和方式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属于新启蒙运动的范畴。
第三篇引起注意的文章是以自由主义姿态出现的朱光潜于1937年4月4日《大公报》发表的《中国思想的危机》一文。文章对中国旧思想的因袭性、保守性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分析了中国思想运动的发展困境，“中国知识阶级在思想上现在所能走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左，就是右，绝没有含糊的余地……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感到这种不能不站在某一边的严重性是一种压迫”〔1〕。朱光潜的文章立刻引起许多共鸣，狄超白、沈于田（胡绳）对此还进行了激烈争论，任白戈后来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思想与信仰、自由与统一等问题做了各自的探索。〔2〕
这一时期报刊上也有人直接对陈伯达新启蒙运动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例如，江陵发表《展开中国新文化运动》一文，批评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所倡导的范围过小，面目过左，没有一般地、广大地开展起来，因此虽然口口声声地说是全民族的自觉运动，应该广泛地联合，但事实上并未做到，不过仍是几个新哲学者在讨论，仍是几个新文学者在要求吧（罢）了”〔3〕。他认为新启蒙运动发起人主观上“容量太狭和不曾把握住活的现实，的确阻碍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江陵是站在朋友的立场，旨在推动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同时发表的玉枢的文章，则明确反对新启蒙运动的提法。虽然“作者没有看过任何一篇论新启蒙运动的文章”〔4〕，只是“道听途说”，却坚持认为“在目前中国抗敌的阶段上，使用新启蒙运动一术语，亦没有正确的具体内容，而且最能使我们在这一术语中误解救国的主张”〔5〕。
总的来说，除了上述两篇文章外，这一时期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不在“新启蒙运动”的口号和主张，但文化界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问题与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是一致的。例如，朱光潜、狄超白和胡绳争论的“好像是思想的危机，而骨子里却在于思想自由这问题上”。〔1〕思想自由问题，正是新启蒙运动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思想文化界的讨论，一方面深化了新启蒙运动思考的问题，使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吸收了讨论中的积极成果，并且促使他们（胡绳、柳湜）对如何开展这一运动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人转向支持新启蒙运动提供了一块很好的踏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讨论，促进了新启蒙运动的发展。
（二）1937年的“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讨论高潮的到来
1937年5月，五四运动十八周年纪念日来临，文化问题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这为新启蒙运动的发展进入高潮创造了机会。当时，思想界各大报刊、团体就思想文化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且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纪念五四运动，要展开新启蒙运动。〔2〕
张东荪的《重新再来一个文化运动》就代表了这样的认识。张东荪认为：“任何政治上的改革与转变必须先有一个文化上的大变化，换言之，即思想上的大变化为之先驱。”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必先见于文化与思想上，然后方可见于政治与社会上。要打破现状，必须打破现状所依据的文化根基，即理论基础。张东荪深切地感到中国现在是一个“万木无声待雨来”的状态，甚至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因此，他号召进行一场“恢复人类理性”的文化运动。〔3〕
另一篇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是陈兆鸥（署名兆鸥）发表在《北平晨报》上的《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这篇文章代表了众多青年的共识。文章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是爱国运动，更是一个猛烈的反封建运动。也是1925—1927年大革命的先声。五四运动推翻了中国千古供奉的‘孔家店’，怀疑了四书五经，否定了文言，对于封建势力给了有力的打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是一场典型的启蒙运动。”文章号召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前进。五四运动“虽是在历史上建树了不灭的业绩”，然而，单纯反封建的业绩是不够的。“为了承继启蒙运动而纪念‘五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同五四运动同样都是文化运动，是爱国运动，然而新启蒙运动的特征不是像五四时代似的，单纯地反封建，而是完全以科学的批判的精神，比较、研究、摄取过去的文化。新启蒙运动要以科学的精神、民主的思想检讨产生这时代的原因，去“经营新的历史阶段”，而“建树文化的正确的发展道路”。并且，“封建文化并不是恶劣文化的异名”，新启蒙运动的开展，必须批判过去文化，克服过去文化的劣点，更要肯定过去文化、摄取过去文化的优点。新启蒙运动是和民族统一救亡运动配合在一起的，在国难危急的时候，要把一切文化应用到挽救民族危机上去。文章在末尾号召：“五四精神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千古不灭的美誉，五四时代学生层做了运动中的健全的先锋，文化界做了最有力的支柱，纪念五四运动五四时代的精神开展新启蒙运动，更需要学生层、文化界完成了更伟大的历史使命。”〔1〕
总之，国难当头时期的“五四”纪念，促使许多人把目光聚焦到开展文化运动上来，聚焦到新启蒙运动上来。新启蒙运动的讨论，也随之达到了一个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