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涉及本论文的研究，笔者的主旨将落在新启蒙运动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上。但笔者主要不是考察新启蒙运动本身对毛泽东有多大的影响（历史事实是，有影响，但不能夸大）。柯文先生夫子自道：“我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王韬本人，不如说是从王韬身上了解近代中国。”〔2〕而本书的研究主题，不仅在于新启蒙运动本身，更在于新启蒙运动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笔者的旨趣在于，通过分析新启蒙运动来写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日战争期间的社会和时代背景，这种背景正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展开来说，这种背景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通过研究新启蒙运动所使用的思想资源，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识背景；第二，通过分析新启蒙运动的内容和口号，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背景；第三，通过新启蒙运动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历史命运，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背景；第四，通过分析新启蒙运动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来考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总而言之，知识背景、思潮背景、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构成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Original Context）。
从这样的研究思路出发，本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是“新启蒙运动”本身的研究，包括这一口号提出的历史背景、围绕这一口号进行的思想论战和组织活动、在这一口号下讨论的思想文化内容。
下篇则从多角度分析“新启蒙运动”口号提出来之后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命运。包括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新启蒙运动与中国的启蒙问题、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等等。
三、新启蒙运动研究现状
新启蒙运动发起以后，便断断续续有人研究。按时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即新启蒙运动进行时期的研究。新启蒙运动的讨论正在进行之时，1937年12月，就有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问世。这是中国最早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之一。在新启蒙运动问题的研究上，该书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保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作者作为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了解当时上海开展新启蒙运动的详细情况，对新启蒙运动讨论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后来的大部分研究著作都是根据该书所记所载来理解这一段历史的；第二，该书对新启蒙运动的内容、特点和主旨进行了初步的概括。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概括，与其说是作者当时对新启蒙运动的研究，还不如说是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自己的思想理论主张。因此，该书既是新启蒙运动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也是当时推进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理论著作。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论前后，正是新启蒙运动的口号寿终正寝之时，其时似乎就有研究者欲对新启蒙运动进行盖棺论定的评价。比较有深度的作品为1940年5月和6月在《上海周刊》发表的万流（李平心）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溯源与新启蒙运动的重估》和《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与任务》。从文章标题即可看出，作者欲从新启蒙运动与新民主主义的关系来界定其地位和影响。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零星研究。这一时期新启蒙运动遭遇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评价。第一种评价是肯定的，其代表作是李新等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第2卷《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一节。〔1〕据笔者所见，该文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新启蒙运动所作的比较客观的学术研究。第二种评价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否定。新启蒙运动先是由于刘少奇被打倒而殃及，其时《人民日报》有署名钟慎的文章：《把批判唯心论的斗争进行到底——驳斥刘少奇、陆定一保护和鼓吹唯心论的反动谬论》，指责“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提出‘国防哲学’的口号，乞求同反动唯心论组织‘哲学上’的‘联合阵线’，‘共同进行新启蒙运动’”，所以应当彻底批判和否定。〔2〕后来又由陈伯达被打倒而受到牵连。当时对新启蒙运动评价是：1936年，正当全国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抗日救亡而斗争的时候，陈伯达为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积极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倡议在全国发动一个所谓“新启蒙运动”，同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相对抗。陈伯达也因此被指责：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1973年王若水也认为陈伯达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完完全全是适合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适合大资产阶级的需要，适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1〕
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新启蒙运动研究可以说取得较大的进展。上面提到的李新等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中虽然删去了新启蒙运动一节，但是毕竟删不掉历史上发生的客观事实，也删不掉研究者的兴趣。这一时期的研究进展体现在：第一，研究论著增多了。十几年来，据笔者的检索，国内研究新启蒙运动的文章有二十多篇，而且有人将其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国际上也有美国学者怀利（Raymond F. Wylie）、舒哲衡（Vera Schwarcz），日本学者近藤邦康、小林弘二等人研究新启蒙运动问题。〔2〕第二，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几乎涉及了新启蒙运动的性质、内容、特点、经过、历史地位、缺点等各个方面；第三，对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地位也有了重视，冯契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在原版和修订版中，都单列了“新启蒙运动”的词条。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著作，都不得不考察新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些成果在笔者《新启蒙运动研究综述》一文中（见附录三），有详细的介绍，此不赘述。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已有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分析既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存在以下明显的不足：
第一，资料收集不够齐全。因为新启蒙运动兴起的时间不长，没有充分展开和付诸实施即遭逢战乱。整个思想文化界对新启蒙运动的反响不够强烈。关于这一运动的讨论往往不是在很有名望的刊物上进行，而且由于当时政府当局的出版审查政策，有些讨论新启蒙运动的刊物没出几期，就被取缔。因此，大部分资料非常分散，有些已泯灭于历史尘埃之中。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而言，已有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在资料收集很不齐全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陈唯实的《抗战与新启蒙运动》、时粹林府社编的《重论新启蒙运动》、张申府在重庆主编的旨在推动新启蒙运动的《战时文化》月刊等材料，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位“新启蒙运动”研究者使用。
第二，研究内容不够全面。因材料收集不全，加之后来的研究者对何干之1937年写成的《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一书过于依赖，因此，妨碍了新启蒙运动研究内容的拓展。例如，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发展演变过程，对研究者来说，还不是很清楚，大部分都只是写到全面抗战爆发；关于新启蒙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研究者未能结合新启蒙运动的具体内容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关于新启蒙运动讨论的主要内容，研究者往往认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只在恢复“五四”，提倡“民主和科学”等方面喊了一些空洞的口号，而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他们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一系列主张，等等。
第三，研究程度不够深入。关于“新启蒙运动”的研究，深入程度还远远不够。例如，对参加“新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还没有被研究者关注；“新启蒙运动”作为共产党人当时最为明确的文化发展主张，研究者没有将其与几乎同一时期的“全盘西化论”、“本位文化论”等作比较分析，更没有理清楚它与后来毛泽东所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古今中外”法的文化发展理论的关系；也没有从分析“新启蒙运动”这一个案入手，从现代化的宏观层面来反思中国近代启蒙的命运问题，等等。
第四，在评价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在具体观点上，贬损者有之，褒扬者有之，而且存在很大的分歧。〔1〕
总之，关于“新启蒙运动”的研究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有不少薄弱或空白之处，原有的研究成果和认识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对“新启蒙运动”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课题。
四、研究方法
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本书选取了一个规模很小、影响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正因为其小，往往可以，也往往迫使研究者采取多种方法、从多角度来思考问题。总的来说，在本论文中，笔者采取两种两相“结合”的办法：第一种为“内史”（内部理解）与“外史”（外部理解）相结合；第二种为“内部批判”与“外部批判”相结合。以下申述之。
第一，在新启蒙运动的理解和阐释上，本书将采取“内史”（内部理解）与“外史”（外部理解）相结合的方法。
匈牙利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把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分为“内史”和“外史”两种，〔2〕这一做法被众多学科接受。不少学者指出，学术史的研究也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某种学术本身的内在运行轨迹，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这种方法可称为“内史”研究；一是注重学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时代氛围的关系，如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政治权力、地理和人文环境、学者个人的才性等等对学术的影响，这种方法可称为“外史”研究。〔1〕
笔者看来，“内史”的研究又可以称为“内部理解”，其核心要旨在于从思想家或思想流派其核心的概念和范畴出发，按照其固有的逻辑，历史地再现其理论风貌。“外史”的研究也可以称为“外部理解”，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思想家或思想流派出现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即时代氛围来分析这种思想的特色；第二，考虑思想家本身的个性、气质、成长经历等偶然因素对其思想和理论的影响。
本文将采取“内”“外”结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必须“内”“外”结合。学术史的客观历史本身证明，“内”与“外”总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难把“内”与“外”截然分离开来。单纯的“内史”研究或单纯的“外史”研究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准确把握思想理论运行的真实轨迹。所有科学研究都是如此，思想史的研究尤其如此。
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一方面，思想史学术研究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前后承续关系，不同学术流派及学术思想观念之间也的确存在内在关联，或者相互影响，或者相克相融。思想本身应该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在理路。必须重视研究这种内在理路。新启蒙运动种种文化主张的形成，均有本末由来，非一朝一夕生成，如五四观、思想自由观，必须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放在新启蒙运动宏观的理论架构中，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再如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对理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因此，必须深入阵营内部进行分析，才能发现新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潜藏着的分裂因子，才能正确解释新启蒙运动终止的原因。
另一方面，思想史又不可能不受外界社会条件、时代气息和文化氛围的影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应，各种社会意识又是相互影响的，往往只有分析广泛的社会和思想背景，才能加深对某一思想流派出现的可能性及其性质的了解。尤其在近代中国，政治对思想文化的影响十分强大〔1〕，其他因素如道德、哲学等等也对思想史发生强有力的作用。在研究新启蒙运动史时，就必须考察产生它的生态文化背景和影响它发展演变的时代氛围与社会环境。要再现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原貌，尤其是要获取新启蒙思想家对今天的启示，跳出思想者本人，进行外部研究和外部理解也是必需的。
第二，在新启蒙运动的评价上，将采取“内部批判”和“外部批判”相结合的方法。
所谓“外部批判”，就是站在一个理论的外部，按照另外的理论对其进行批判。外部批判可以加固批判者自身达到信念，但却不大可能说服被批判者。因为外部批判者和被批判的对象没有共同的前提和语言，不能开展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相互学习的对话。批判要成为真正的对话，就要以内部批判为主。内部批判又称为“内部对话”。它指的是，在一个理论的内部，从它可以接受的原则出发，使用与它相同的语言与之对话，最后引申出与这一理论相违背的结论或它所不能解释的事实，以此揭露该理论内部的矛盾、困难或缺陷。〔2〕笔者认为，这类似于逻辑学中的“归谬法”。按照内部批判的方法，我们可以把人类各种各样思想理论的发展历程排列成这样一个系列，其中的一些理论是对另外一些理论的批判的否定，但所有的理论又相互补充；它们的全体包含着真理的因素，但每一单独的理论又暴露出各自的不足。
回顾我们的思想史尤其是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发现，在思想和理论流派的评价上，普遍存在一种重“外部批判”而轻“内部批判”的倾向。对种种思想流派，我们不是按照其内在的思想理路去与它对话，不是根据其固有的理论之蔽（任何理论流派都存在这样的蔽见），去揭示其局限性，而是动不动就给它戴上“地主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先在政治上否定，拒绝平心静气的分析。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从理论本身和理论内部来对其进行分析，而是抓住一两点从外部进行批判，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列宁的一段话，恰好切中了这一点：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
而且应该看到的是，进行“外部批判”的理论和标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柯文曾经深刻地指出：因为指导思想和评判标准的不同，“每一世代的史家都得把前一世代史家所写的历史重写一遍”。〔2〕这要求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在对一个理论作“外部批判”时，要时刻提醒自己，自己也是有局限性的，对所批判的对象，切不能采取绝对的、“一棍子打死”的方式。
在新启蒙运动的研究上，本书宁以较多篇幅再现这一运动的思想原貌，力避简单生硬的“外部批判”。例如，张申府曾将新启蒙运动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相辅相补”，“殊途”而“同归”。〔1〕对此，研究者往往不作分析便贬损有加。而本书则力图从分析张申府本人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分析其对抗日战争时期“理性”与“感情”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来解读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