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迹



山民们把一种直立动物叫毛公,也叫熊罢——“罢”是“罴”的误读吧?或者是字典上错了,“罴”是“罢”的讹传?

听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难免疑惑。

照山民们的描述,熊罴不是狗熊,不是马熊,走起路来像人,门长树大,手臂很长,常常用爪尖抓破树皮,取出树膏涂满自己一身,日长月久,结成硬壳,大概可用来防寒。这种野物不知有什么乐事,喜欢哈哈大笑,尤其是遇到人的时候,两只前爪紧紧掐住人的双臂,然后伸出红鲜鲜的舌头仰天长笑,高兴够了,才从容腾出一只爪子,向你的面孔遮天盖地而来——攫取你的眼珠。

山里多熊罴,自然也多出许多戮杀熊罴的技艺。人们说,熊罴有时撞进寨子,坐在门槛上玩耍。根据它这一爱好,你可以打制一个木头夹套,用木杈撑开,装在门槛上。熊罴来了见此奇怪家伙必然生气,必然好奇,常常会去捏拿捉弄。一旦杈倒,粗大的夹木忽然紧合,正夹手足或生殖器,悲嚎处必有鲜血淋漓。只是你去收熊罴时须记得用米潲水洗地,免得它的同伙循着气味来报复。有一次庆老倌就是忘记了这一点,结果十几只熊罴嗅到了血迹,悲愤欲绝,号啕不已,把庆老倌一家三口满门抄斩,连他的灶台也被捣毁了,水缸也被打破了,晒在门口的衣服全被撕成碎片。

自然,还有一种更见心机的灭熊方法。人们挑上两桶掺有烈酒的糟酒,起风时顺风挑进山去,让酒香飘入山林。熊罴最嗜糟酒,见人不多,便会出来打劫。它照例会抓住人的双臂仰天大笑。只是猎人的双臂早已套上竹筒,乘对方仰天极乐的当口,双手从竹筒中抽出,取出钩刀,猛刺对方胸脯。这种钩刀无需刺得很深,因为钩刀的两刃都有齿形倒刺,刺进皮肉以后,易进不易退。熊罴抓住刀顶越拔越痛,只得反退为进,最后越摇越深,直扎得自己血浆喷溅,差不多是以全身气力和全部愤怒把自己扎死……多少年来,人们借用这种狠毒伎俩,目睹了一头头笑如人貌的野物,如何焦躁和凶猛地自绝。

如果搏杀中发生意外,没把熊罴刺死,那也不打紧。人们只需记得逃跑时要就低不就高,顺着坡势往下跑就会比较安全。其中的原因,是熊罴上山快而下山慢,头上的毛发太长,老是在眼前荡来荡去,遮挡了它的视线。它下行时不得不用前爪撩拨头发,拨到三五下,七八下,白白浪费时间,只能听让狡猾的猎手逃之夭夭。

这些年来,熊罴已经少见了。这次我们野生动物考察组没有带糟酒,却带上了照相机和从派出所借来的高压电棒,跑了好几片林子,未见到熊罴的踪影。在一片包谷地里,发现了一些吃剩的包谷棒子,还有三两个模糊不清的脚印窝子,似乎是山猪的。但山猪蹄子没那么长,那么大,所以也可能是熊罴的,或者是人的。

我们循着一条小径进了寨子。这里多吊脚楼,多腌坛和多狗吠。山民表面上并不热乎,见远客来了,不太说话,而且砌墙的砌墙,犁地的犁地,一张张黄脸转瞬即逝,甚至无人上来递烟和请坐。但到吃饭的时候,要是家中没什么好菜,当家汉子二话不说就去了屋后。一声嚎叫传来,必是放倒了一只羊。

吃完了酒肉,更多的铜色的面孔围拢来,遮去了门外那块天空。他们好奇地打量我们的眼镜、照相机以及高压电棒,还有某位同伴的大胡子,问山外的竹木是什么价,问供销社到了柴油没有——似乎凡进山的人都悉知供销社的行情,又问我们收不收购猴子——据说他们前不久捉了一只猴,那畜生在笼里哀哀地哭了好几天,但一见女人就活蹦乱跳,胯下还溅出一些不知羞耻的东西。

我有些困倦了,为了用不停的谈话来撑住眼皮,无意中问起对门岭上的一个山洞,问洞里为何有几块熏黑的石头。

“那是大脑壳。”

“大脑壳是谁?”

他们笑了。不知是谁又说了句什么,他们笑得更厉害,声浪使一位母亲怀里的孩子受惊,松开奶头开始大哭。

“大脑壳是你们寨子的?”

“莫是,下边的。”

“他住在山上干什么?”

他们又笑了。

看来他们有些事不愿意说。

直到夜里,在我一再追问之下,一位老阿公才说出了事情原委。这位老人瘦精精,悬吊吊的裤脚下,脚踝有些红亮粗肿,脚杆与脚板构成了僵硬直角。松弛的面皮往下滑落,被瘪瘪的嘴腔接住了,顶住了,只是嘴唇顶得太吃力,便弯曲如弓,紧密地抿着。

据他说,大脑壳是一个后生,娘死得早,只有个爹,成天跟着爹在山上打岩头——也就是石匠打石头。他脑壳长得大,形如倒立葫芦,人家就经常叫他大脑壳,反而不大记得他的尊姓大名。他不怎么讲话,也热心给人帮忙,哪家要砌屋,哪家要杀猪,都喜欢叫他当下手。他忙完了来吃饭,不要鱼不要肉,只是喜欢吃辣椒,常常半碗辣椒半碗饭,吃得嘴巴红红的,全身冒大汗。日子一久,人们又叫他辣椒娃。

他爹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有一次做上门功夫,给一个富人打磨子,已经差不多打好了,忽听得主人说丢了一个手电筒,还怀疑是大脑壳拿走的。他爹大怒,说他家上下十二代人,在这里做人从来都是当当响,从不乱拿人家一根草,今天怎么碰上一条疯狗子咬人?他把主人大骂一通,一锤子砸碎石磨,扬长而去。

这家院门前的石狮子,还有石门框,都出自他爹的手。因此临走之前,他爹还觉得不顺眼,咣咣咣咣,把这些石头统统砸碎,情愿退还多年前的工钱和料钱。

回到家里,他爹也不问大脑壳,只是到第二天早晨,发现竹篓子里关着十几只蛤蟆,才脸上渐生疑色。他叫来儿子,问大脑壳夜里如何叉得蛤蟆,问对方是否拿了别人的手电筒。

大脑壳脸色转白,没吭气,居然点了点头。

爹爹气得差点当场晕倒,被儿子扶起来,睁开眼,一巴掌,打得大脑壳猫样地叫了一声,轻飘飘飞出了门槛。

你去死!岩匠这样骂道。

你不要再让我看见!这话也说得恩断义绝。

大脑壳没吭声,摸着脸,走了。

寨子里的人好几天不见大脑壳,便四处找他。以为他去了舅舅家,以为他跳了河,以为他上了吊,但找来找去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概半年之后,有人在山上看见他了。开始以为是看见了熊罴,后来发现他身上虽然多毛,但还挂一块破布,脑壳有倒立葫芦的形状,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不是大脑壳吧?

人们向他喊话,他有点吃惊,拔腿就跑,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以后,打猎的,砍柴的,寻草药的,看见他的人就更多。有时候还发现他的脚印和粪便,与山猪和熊罴留下的不大一样。他们回来说,大脑壳在山上搭了个窝棚,有时也在岩洞里睡,浑身披着长毛,而且毛色渐渐转红,活脱脱一个传说中的红毛野人。他头发长得齐胸,已经不会讲话了,只会哇哇哇乱叫,见人靠近他的窝棚或岩洞就射石块,做出龇牙咧嘴的凶恶样子。很奇怪的是,他与树根树枝很是过不去,走路时看见暴出地面的树根,一定要拔出来,再继续走。爬到树上去摘杨梅板栗什么的,也总要把手边的树枝都折光,落在地上厚厚的一层。你只要看见路上有杂乱的树枝树根,就知道他到过这里了。

他有时下到靠山田来抓泥鳅或捉鱼虾。薅禾的妇女们远远看见他,笑他赤身裸体。他似乎也懂,会扯两片芭蕉叶在腰间一缠,遮住自己的下体。

大家去劝他爹,要他上山去把大脑壳劝回来。他爹闷声闷气,任人家说天说地,只有一句话:“我没有这个儿!”

说得他烦了,他还会操起竹扫把,把说客们统统赶出门去。“我给狗当爹,给猪当爹,给老鼠臭虫当爹,也不给他当爹!”

大家再也不敢上他的门。

冬天来了,大概山上野食少了,大脑壳也偶然出现在墟场上,一身红毛吓得人们大喊大叫,撂下担子忘命逃跑,以为来了熊罴或者山鬼。知道他不是熊罴,更不是鬼,是远近有名大岩匠的儿子,一些好事之徒去捉他,拿绳索去他。但一个个哪里是他的敌手?他不知在山上吃了些什么,手臂粗若树筒,皮肤粗过牛皮,一声嚎叫之下,后生被他左一个右一个统统放倒在地上——有的还哎哎哟哟回去熬草药治伤。从那以后,没有人敢惹他,一见他就如见阎王爷,远远地四散躲开。只有些小娃崽不怕,围着他像看猴戏,跟在后面偷偷摸他的毛,摸他的光屁股。

他一般来说不理睬娃崽,任他们摸来摸去,只是埋头找他的盐巴、辣椒和肉。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跑光了。因此挑子上的猪肉他想取哪一挂就是哪一挂,摊子上的干辣椒他想抓多少就是多少,一边走就一边吃起来,哪怕生肉也嚼得吱吱响。不过他并不白要,更不是打劫,在哪里取了货,就把事先挑来的柴捆放在哪里,那意思很明白,算是给钱。

他当然不大会算价,更不知道行市变化,只是以物易物,有个人情的意思。比如说盐巴以前是很金贵的,现在已经大为便宜,但他似乎还是老规矩,一担柴只换一小撮盐巴,每次不会多取。

好些人可怜他,远远地叫他多取一点,或者打手势告诉他这一点,但他眨眨眼,呼噜呼噜不知说些什么,还是只抠一小撮,走了。

如果他没挑来柴捆,也必会带来草药或者兽角——据说他从小就懂得几味药,是跟他爹学的。

看到大脑壳这样子,远近四乡的人都常常叹息,说锤子生钉子,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一家人都这样硬,真是吃铜饭屙铁屎啊。俩父子本来好好的,怎么一辈子就顶在个什么手电筒上呢?不值吧?大家也常拿他来打比方。碰到买卖奸猾的人,就会有人说:“这家伙,还不如大脑壳。”碰到脾气倔犟的人,就会有人说:“这家伙硬是个大脑壳。”或者说:“你打算当大脑壳吧?”

后来,有一个干部来到寨子里蹲点,听说了大脑壳的事,说只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哪有新社会把人变成兽呢?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不能让任何人站在外面。在他的安排下,民兵上山去找他,好几次差一点把他抓住,最终还是让他逃脱。到最后,民兵们只好剥了一担棕,织了一张大绳网,在他经常出现的路线上设伏,蹲守了三天三夜,才算是把他网住了。那一次还算及时,因为大脑壳的右脚杆上破了一圈皮,血糊糊的,正在发炎化脓,大概是前不久逃跑时被什么割伤的。要是再晚一步,他得不到及时治疗,一只脚可能就要废了。

他被民兵们严密看守了一个多月。人们给他治了伤,洗了澡,剪了头发,还他一个稍显人形的眉目。人们还给他新衣新鞋袜,只是他毛深皮厚,已经穿不惯衣服,棉布一上身就烙了他似的,痛得他缩鼻子缩嘴巴大喊大叫,好像要逼他下地狱。直到十多天以后,他才勉强接受了棉布,不再把扣子统统揪掉,不再把布片撕破。靠干部用糖果引诱,靠两个大个子民兵强力压制,他还开始参加劳动,跟着男人们去挑土,抬石头,下粪肥,甚至到镇上送粮谷,只是一见到蚂蚁和蚱蜢就捉,捉了就往嘴里塞,嚼得吧唧吧唧的,让旁人看着要呕。他的一张长毛脸还是吓人,走到墟场的货摊前还是情不自禁地东取一团生肉,西抓一把辣椒,一边走一边咬着吃。行人要是冲着他笑,他也会傻笑。旁人要是同他说话,他只能嗷嗷嗷地乱叫,说不出自己的意思。

他只是喜欢看写字,对镇上的一张旧标语也可以看上好半天。他也不知道钞票有什么用。他舅妈给了他一点钱,叮嘱他去镇上时不要白吃人家的东西,但他一转背就把两张纸钞撕了,在墙上这里贴一块,那里贴一块。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没有大小便避人的习惯。往镇上送粮谷的那一天,他扯开裤头就在街上屙屎,吓得女人们尖叫着逃跑。

蹲点干部说,要让他变成人,还得下功夫。

教他说话识字的民师已经安排好了,让他重新文明起来的毛巾、牙刷、椅子、桌子、帽子、镜子、书本等等也陆续到位。但这一天夜里,天墨墨黑,寨子里的人都睡着了,大脑壳住的那间公屋里突然发出一声大叫,差一点把天震塌。有人惊醒了,把干部和民兵也叫醒,跑到公屋开门一看,只见大脑壳无影无踪。他的衣裤鞋袜倒一件没少,都乱糟糟地丢在地上,摸一摸,还有点体温。他的门被民兵反锁,倒是没有怎么动,但窗栅已经散了架,被砸得稀里哗啦。

嘿!这家伙,又上山啦?人们打着手电筒或举着松明子,上山去找他,但找遍了他以前住过的窝棚或岩洞,也没发现他的人影。到后来,上山的人也不见他的脚印和粪便,更不见他折断的树根树枝。有人说,他可能死了,可能去了别的山区。但不管怎么样,看来他是铁了心不当人了,要他回到寨子里来是很困难了。

他爹对此事一直没有态度,即算大脑壳被捉回寨子里那两个月,他爹也没去看过他,从不提到他,只是一直做他的岩匠。他年近七旬,还参加修路,架桥,砌屋,建水库。他当劳模得了好多奖状,攒下点钱舍不得用,最后全捐了出来,给中心小学做了几间教室,给镇上建了一座石板桥。

直到他被野猪咬去了一只脚,成了个残疾,才住到敬老院去养老。人们去帮他搬家的时候,发现他家楼上满是干辣椒,大部分当然已经霉坏,成了黑枯枯的渣粉,一经搅动,就飞出很多飞蛾。大家想起他每年都种一园辣椒,在大脑壳在的时候是这样,在大脑壳不在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由得心里都有些不好受。

但大家在他面前不会说起那个人。

1987年5月

(最初发表于1987年《钟山》,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下一章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