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事，她到公墓来了。似乎是为一个人送葬，但那个人是谁？她看见好些同事都在这里，皱皱眉头，又不皱了，又皱皱眉头。经理勾着脑袋，把下巴挤得一轮轮的肉打叠，眼珠间或一轮地看下属是否悲痛。这么说，死者该是他们单位的人，是他们都熟悉的张三李四。但她竟然不知道，这实在令人不自在。哀乐又一次职业化地从喇叭里呕吐出来，她手心里捏着冷汗。
她想了想昨天晚上听的一张唱片，把曲名和作者都记起来了。
到底是谁呢？她再想这几天的日子，公司里似乎没有漏去哪一张面孔，工资表上也没有空去谁的名字——她是会计，任何人的薪水都劈里啪啦过她的手，生老病死这类大事她劈里啪啦不可能不知道。
她用臂肘捅了捅小潘——她们是要好的邻居，平时互相鼓着劲骂男人，互相拜托买点紧俏的苦瓜或者平价鸡蛋。
对方睁大了眼睛：“你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对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刚才我还想问你哩。”
“总经理没给大家说说？”
“昨天他跟老婆吵架，说什么鬼啊。”
“那要我们来做什么？”
她想骂人，发现小潘看任何人，都是看平价鸡蛋的眼光，便打住了话头。她看看旁边的人，那些人皱皱眉头，又不皱了，很像知道死者是谁似的默哀着。
哀乐停歇了，鞭炮很狡猾地突然作响，硫磺味浓浓地笼罩过来。队伍缓缓移动走向墓地。她看见殡仪馆前挂着大大小小的花圈，当然是租来的，开放着经久耐用的悼念之情。临近七月半鬼门开了，几个老婆子老头子在树阴下摆一线小摊，摊上有纸钱、红烛、鞭炮，还飘动着一串串五彩的丧球，花眼得很，活泼得很，同逗引孩子们的花篮和风轮一样——也许亡灵都成了孩子？降价啦，降价啦，随便给几个钱吧。他们朝路人投来希望的目光。有一老头拦在路口，企图拦截其他小贩的生意，老谋深算地盯了她一眼：“你迟早总要买的！”
她憎恶这晦气十足的赠言，白了对方一眼。
墓地显得荒芜清冷。有一些红鞭炮碎尸遍地，路边几片小柏树东倒西歪。有些旧墓很寂寞，白瓷碑面已经破损残缺，或者干脆没有碑面只有无名无姓的水泥墩，对着蓝天昂起茫然的面孔。她不知道那些小柏树为什么总长不高——七年前她来此地就看见是这个样子。也许是泪水太咸了，已经把山坡都盐碱化了？
她觉得这些寂寞的墓地有些可怜，把自己一朵白花，留在一个无名无姓的水泥墩前。
她又看着那些碑面上的名字，看得入了神，尤其是女人的名字，什么妮什么娟什么丹，每个名字都是奥秘，似乎是一个长长故事最后的一个词，遗落在草丛里。她想猜出那些词前面的语句，猜出那些女人与自己的命运会有几分相似。
她终于与同事们走散了，在公墓入口处左等右等，又返回墓园去寻找，还是没有看见熟悉的面孔。回到大门口时，四围已经空空荡荡。一位妇人吱吱推动大铁门。
“请问，回城的最后一班车是什么时候？”
“汽车？六点三十分，走啦！”
“走了？还有别的车吗？”
“没有。”
“这怎么办？”
“附近有旅店。”
“不，我得回去。”
她一生最怕误车，可偏偏总是误车。记得那一次去探望父亲，她太忙了，临上车还在填那些鬼报表。她给那么多家伙帮过忙可那一刻就没有人给她帮忙或者根本帮不上忙，一些臭男人把她全身盯够了就摆摆手回到老婆孩子那儿去了。她拎着大包小包气喘吁吁冲进火车站，看到了不祥的冷清。好大的候车厅！居然没有人，栅栏门已经关锁。她捶着栅栏大喊大叫，但没有人答应，大概进站时间已经过去了。她眼睁睁看着那一串绿色车厢停在站台上，两三分钟后，从容不迫地徐徐移动。当时她哇地哭了起来。
眼下她又被汽车狠心地遗弃了。她得回家，上天入地也得回家。虽然是一个没有男人也没有孩子的家，但毕竟是一份轻松，一份可以藏在四壁之内的自由。她可以哼着小调洗洗头——那个办公室的部件。她的手指暂不属于算盘，眼睛暂不属于报表，耳朵暂不属于桌对面出纳员关于丈夫赌博的没完没了的咒骂，鼻子暂不属于总经理的浊浊酒气。她可以想一想父亲——这个世界上真正爱她的人。如果有一个人的死可以给她换来幸福的话，她相信，只有她父亲而不是别人会毫不犹豫地去死，这对她来说实在有点残酷。
她走出公墓，下了一个坡，前面是一个小小的远郊集市。有一些错错落落的摊棚店铺，卖着牛肉米粉或时装。已经没什么顾客了，冷落得像秋后的田野，或是早上起床时空空的脑袋。她自信能拦住一部货车，偏偏这一阵什么车也没看见。转过头来，她瞥见自己的影子更长了，腰胯的影子搁在交通栏杆上，乳峰的影子正撞着一个汉子满是胡茬的嘴巴，头颈的影子落在一个百货摊上，与香水袜子以及收录机混在一起被出卖。
“要住宿吗？”
这是一家旅店了。一个女孩子，懒懒地在桌面上倒敲着圆珠笔头，眨巴着眼睛，“我们这里有热水，有电视，有卫生间，还代买火车票船票。”
“多少钱一个晚上？”
“单间七块。”
她感到有些不自在，感到有人在看着自己。当然不是对面的小女孩。左边呢，没有人。右边呢，也没看见什么人。但是不对，一定有人在看着自己的!她转身回头，果然，是两个男人窝在墙角里抽烟。有什么好看呢？她感到事情还没有完。因为墙角里有一双眼睛太可怕，是那种随便一瞥就要哆嗦的可怕。那人大块头，头皮刮得光光，泛出青色的光辉，凸凸凹凹像柚子皮。脸说不准，没什么特征，似乎是一张很抽象很空白的脸。拳头很粗大，仿佛顺理成章地就要抡起来朝什么打过去，比方说，把她揍得牙齿出血揍翻在地。她又瞥了一眼，那人仍然盯着她，目光是侵略性的，眼锋比一般人的长得多。触到你的眼睛，就已经看到了你的大脑；触到你的胸脯，就已经穿透了你的背脊。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一身已被那该死的臭目光戳得像筛眼了。那家伙显然要干什么。
她全身暗暗紧了一下。
“我们这里有热水，有电视，有卫生间，还代买火车票船票。”
“七块……”
“七块还贵？你到别处问问！”
“我们出差报销有标准的。”她慌慌地随口应付，感觉到身后那家伙吹起了口哨，哨声响亮地挤压过来，烫在她脸上，还是很有侵略性。
“那好，就六块吧，六块。五块五，五块五算了。”小妹妹让步了。
“我先到别处看看。”
“就五块五嘛。”
“再说，我的钱……还在同伴的身上。”
她装着在小挎包里翻找，装出焦急和失望。她得找个理由离开这里，又不让那柚子皮脑袋看出自己的提防和慌乱。但该死的手绢居然暗暗勾住了钞票，她一抽手绢，几张大钞票居然从挎包里蹦了出来，她感到五雷劈顶。
“有三百多啊？……”小妹妹撇撇嘴笑了。很多财不露白的乡下佬，大概都被她这样撇过嘴，领教过她看钱一眼准的本领。
“就算住，也得等我的同伴来了再说！”
她红着脸生了气，手忙脚乱地离去。
她偷偷回看几眼，还算好，身后没有什么人跟着。她走进商店假装看了一阵裙子，又努力制造出对化妆品红红绿绿的兴趣，其实她早就同这些商品疏远了。从一块试衣镜中看到的自己，除了窄肩长发，太像一件叫会计的什么东西，颧骨又隐隐突出了一些。
她闪入另一家旅店。这家大一些，大概是国营的，房价也确实便宜些。一位老太婆挽着几条洗过的枕巾，送她“这位大婶”去开房间。她被“大婶”二字气得几乎晕过去，恨不得转身就走。看到对方老眼昏花，才忍住了。对方没注意到她的脸色，问她是不是出公差，说若是，餐费可算在宿费里，反正公家人的宿费是可以报销的。不是么？眼下经济搞活大家都是这样干的啦。“三伢子，脚盆！”老太婆不知朝这栋楼的哪个部位喊了一声，将门咔嗒一声开了。满房子旧被褥旧枕头的气息涌了出来，还有很多生石灰和煤油的气味。她惊愕的是房子竟然这么大!完全是一间大教室！就像她读初中时的那一间。天花板也太高了，而且有两个门——她从来就觉得陌生的门可怕。她怎么能睡在这样的房间？她独自一人拿什么来对付这样大的虚空这两个陌生的门？
紧接着，她差点叫起来，因为她又看见阴暗中浮现出一个柚子皮脑袋。没错，正是他！那家伙坐在斜对面墙角的一张椅子上，一对牛眼盯着她。她完全感到那热辣辣的目光正在拨动她的下巴，捏着她的颈脖和胯骨，又哗的一下撕开她的衣领。就在她要叫出来的一刻，那男人站了起来拍拍衣襟，提着一个帆布袋子，打开另一个门，毫无声响地走出去了。
他为什么又到了这里?假如他不是一个歹人，为什么要跟着她？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咬咬指头，还真痛。
服务员！
“服务员！”她急得跺脚，“骇死我了，骇死我了，这房子里怎么有个男的？”
“男人？没有啊。”老太婆东张西望，“你看花了眼吧？”
“刚才就在这里，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还没老到眼睛花的程度！”
“这就怪了，前天两个地质队的妇女，戴眼镜子的，住在这里好好的。”
“不行，我要换房间。我不是河马，你给这么大的房间干什么？”
老太婆疑惑地盯了她一眼，总算摸出了另一串丁丁当当的锁匙。
是另一间了，狭窄得刚容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但床很宽，不知此前在这里睡过什么人。她嫌恶地把床单翻了个边，又仔细拂净。好在她背后不再有那么多不可捉摸的空间，随便退一下，背就顶着床，或者顶着墙，顶着硬硬实实的安全感。她又仔细检查床下和门后，一切都没有危险的迹象，这才让臀部轻轻沾着床沿，长长出了一口气。她觉得背脊湿冷，想洗个澡，但又不敢去浴室。天知道这旅店的浴室是什么样！一想到刚才那双盯着自己的眼睛，她根本不敢解开衣扣。
可能该去找一找派出所。但她向警察说什么呢？就凭一个陌生人盯过她两眼？那自己不成了个神经病？不久前，她写信揭发公司一个头头拿贿赂的事，结果她的脚踏车被扎穿了，煤灰球丢进了她的窗子，她的门锁孔里被塞了泥沙，夜晚回家她还被陌生人拦路砸了一个砖块。她气得要吐血，但她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使警察比记录一下做更多的事。她给那么多人帮过忙可那一刻没有人给她帮忙或者根本帮不上忙。她能说什么？她一没断腿二没断胳膊，还能叫警察荷枪实弹跟着她下班？事情的结果，是她把水果刀时刻揣在身上。
砰——门撞开了。进来的是一个青年清洁工，公事公办地抄着大扫把在地上划了几个大字，然后出门去了，却忘记把门顺手带关。
她掩上门，刚定下心来想脱掉汗湿了的背心，又是一声砰，惊得她魂不守舍。这回不打招呼撞进来的是一张大圆脸，眯眯笑，问广东来的彭师傅是不是住这里。
她没好气地大声说：“这里只是张大奶奶，要睡觉了！”
大圆脸点头哈腰地退出去了。
她再次掩了门，顶上门闩。
走廊里又有了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片刻之后，有指头敲在她的门上。
“干什么？”
“开门开门！”
“不开，睡了！”
“治安联防队的，叫你开你就开！”
涌进来的果然是几条大汉，为首的一个，脸上有几颗凶蛮的酒刺，冲着她晃了晃一个红袖标，又塞到衣袋里去了。大概恼火于她刚才的傲慢顶撞，他们一进门来就没有好脸色。验过她的证件以后，又要检查她的挎包。有酒刺的那位反复盘问她的职业和来此地的原因，问她为什么一个人乱跑，问她结婚没有，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气得没词了，恨不得大喊一声：“我是一流氓，今天就等你老爹来伺候！”但她总算忍住了。
对方没问出什么，不太甘心地出了门。
她觉得肚子有些空。
她嚼着一块巧克力，走进旅馆旁边一家小店，要了一碗米粉，打量了一下四周。墙上贴着一张交通安全宣传广告，有很多车祸现场照片。就在这些遍地横尸的图景下面，两个戴着大学校徽的青年在喝啤酒，发出肥厚的笑声。几只将要获得文凭的白手捻着香烟，给这个小店注射下一颗颗烟灰。他们谈一些外国人的名字，又谈足球和女歌星，把一叠钞票推来推去，皮鞋尖摇出一种与别人活得不一般的劲头。在另一桌，两个老头没要菜，只是去厨房取来一大碗白酒，每次薄薄地呷下一口，嘴皮就紧密地收抿片刻。一位哼一声，另一位隔半天也会意地哼一声。他们从不言语也不看对方，只是不时看看挂钟。靠门的一桌，则有几条汉子在谈关于化肥的什么事，谈一个叫五相公的人为什么还没来。其中一位就是刚才治安联防队的，少了一截食指，她记得很清楚。
这个汉子叫叫嚷嚷站起来，不小心撞着脚边的麻袋，麻袋里发出咣当一声机器的巨响，把店里的客人都吓了一跳。
她有些不自在，再次感到有人注视着自己，当然，连自己掏手绢的动作，也被那人看着，但她不知道那眼光到底在哪里。
她起了身。
“借问师傅——”
“明天最早进城的汽车，什么时候开？”
她吃了一惊，发现刚才这不是她的声音，却正是她要说的话。顺着声音看去，见鬼，竟然又是那颗柚子皮脑袋出现在她身后。
“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她叫起来。
“不是……”
“这里没什么便宜可占！”
她相信自己眼下一定像个泼妇。也许她还应该打响指，吐唾沫，拍掌叉腰，拿一点雌威给那家伙看看。果然，那家伙的眼光骤然暗去了一些，嗓音混浊又有些结巴：“你……丢了一把伞吧？”
“什么伞？”
“一把红伞，折叠的。”
“我没有。”
“是你，我记得清楚。那天你在河码头，伞都忘记带走了。”
“你认错人了。”
“是你丢了一把伞。”
“我没有。”
“你丢了，一定是你丢的。”
“你胡说八道！”
她冲出了店门。也许是气昏了，她走了好一阵还没有看见旅店，才知走错了道。她转回来时，发现小街上已经很冷清。一条黑狗在街上跑来跑去。一个电子游戏室里，游戏机屏幕上还闪着红红绿绿，但没有人。一个杂货摊上还亮着电灯，黑白电视机正播送着天气预报，同样没有人。连刚才那家餐馆，桌上杯盘狼藉，还有几杯茶冒出腾腾热气，显然刚才有好些人在这里的，可现在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几乎所有的商店都灯火明亮，大门敞开，但就是空空荡荡。人呢？她汗毛倒竖，打了一个冷噤——就在刚才这一刻，有什么大事在小镇上发生了吗？
她断定这个小镇隐藏什么怪事，连刚才她见到的那些人，也消失得十分可疑。细想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两个大学生，年纪轻轻，怎么会有那么一大叠钞票？如果钱来路正当，怎么会有推来推去的问题？老头们装着在喝酒，眼睛老是看墙上的挂钟，显然在等待一个预定的时刻，在那个预定的时刻将会发生什么？再想想，还有那一群红着脖子吵吵闹闹的汉子，更显得蹊跷了。他们老在谈论一个叫五相公的人为什么还没有来，不仅五相公这个名字很邪气，而且他们谈论时为什么那样诡秘？他们说是来买化肥的，可根本没看见他们运化肥的工具。对了，只有摆在旁边的一个麻袋，但那个麻袋一撞就发出铁器的巨响。假如袋里装着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咣当一响他们就那样惊吓？
她还想起了旅店里的那些事。是的，那个清洁工是真是假？明明房间很干净，他装模作样地扫什么地？而且清扫客房的时间哪有安排在傍晚的？接着撞进来的那张大圆脸，明明听清了她回答姓彭的不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一问再问？他不也是找个借口来观察什么吗？至于什么治安联防队，他们的袖标为什么塞在口袋里而不敢挂出来？查房的权利顶多是验验证件而已，为什么他们定要查看挎包？她拒绝回答问题时，有人说要把她带到队部去，但为什么又没有去？他们是否真有队部？更可疑的是，那个食指短去一截的家伙后来怎么与餐馆里的汉子混在一起？他们本就是熟人吗……
她现在恍然大悟。她总觉得自己被什么人窥视着，其实这种无形的眼光，来自刚才周围所有的人，来自这所有的门缝里，树丛中，窗帘后，墙角的那一侧。
他们显然都有秘密，显然都要干什么。她竟然现在才知道！
他们可能都是串通一伙的，只是装着互相不认识。这一切她竟然现在才知道！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口气跑回旅店，紧紧顶上了房门。手一点劲也没有，怎么也捏不成拳。这个房间还是太大，也太冷。她需要一个什么人在身边，比方说，需要一个能打翻七八个歹徒的丈夫，至少也得有个能拿拿主意的丈夫。她为什么没有丈夫？她至今不明白。似乎是有的，有过的，会有的，但决不是那位喜欢照镜子并且喜欢买下许多书专门借给女人看的臭记者，她已经把他的书统统甩出门去了。
她把劳什子书统统甩出门去了，拉下电灯开关，让黑暗涌进窗来。
她没有脱衣，也不打算睡觉，静听着门外暗夜中每一声响动。走廊那头有脚步声，咳嗽声，又有老太婆在大喊：“三伢子，脚盆！”好像更远的什么地方，有女人“哎呀”一声尖叫，不像是什么好事。在另一个方向，围墙那边又爆出咔嚓一声巨响，是什么树折断了，或是门板倒了。窗外没什么风，不会是风吹倒了门，猫和狗也不会有那样大的气力。一定是有人来了！
她取出水果刀，感到刀尖老在哆嗦。她千万不能慌，不能怕，不能手软啊！那家伙可能破窗而入，颈窝子必定有强烈的汗臭，胡子必定像钢针一样扎人，胸脯必定厚重得像粮包，猛敲猛打它也丝毫不动，只会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他呼出来的气必定又粗又多，热烘烘像风箱鼓出来的炉火，烘得她的脸和颈窝子冒热汗。他压下来必定排山倒海，她怎么挣扎也拗不过那粗大如树的臂膀，无法阻止那一道道坚硬的肌肉，造山运动一般地隆起和扭动。
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这条公狗！
那人可能会揪着她的头发，一耳光把她打到墙角里。可能会用大手钳住她的手腕，钳碎她的腕骨，轻松地缴走那把水果刀，冷笑着把它甩到黑暗的哪个角落去。那人的手指可能像一根根铁棍，可以随意地扭断门闩，扭开窗栅，把她扭出任何一种他愿意看到的姿态。
她该怎么办？应该借其力分开他的双臂，猛提右膝撞击他的裆部——女子防身术小册子就是这样说的。或者，该把水果刀预先藏在枕下，让他没有防备。然后，当他压下来时，腾出手来取刀猛刺。对，心脏正是那个部位，她一定得猛扎，拿出屠夫杀猪的劲头，一次性成功。她试了试，估测自己的臂长，想像着那仇恨的一击：冰冷的刀尖在陌生的身体内突然阻滞，然后是突破后顺溜溜的长驱直入，她上方那个绷得紧紧的身体会突然抽搐。
她朝床沿猛扎了一刀，看自己的气力够不够。刀尖拔不出来了。她用力摇了摇，听到了骨头碎断的喳喳声。再用力一拔，一股热烘烘的液体跟着刀尖喷涌出来，溅了她一手。她摸了摸，满手滑腻腻的。
窗外有当的一声。
她抱着胸脯发出尖叫。
她无法知道自己究竟发出了多大的声音，只是感到整个黑暗向自己呼啸着崩塌而来。窗外又没有什么动静了。她等着，等着，一直等到自己口渴。手向桌面摸去，只摸到细细的粉尘，才记起桌上根本没有热水瓶。也许走廊里有茶桶，但暗夜实在太浓密。门在哪里？怎么能出门？
要是有两只梨就好了，就是街口摊子上那种黄鸭梨，皮薄得几乎透明，特别能解渴。
她终于等到了鸡叫声，等到了窗口那块四方的天空由黑转蓝，衬托出一把老树光秃秃的枝桠。谢天谢地，天亮了。
她放倒软酥酥的身子，回想起昨晚餐馆里说红雨伞的事。她没有丢过什么伞，真的没有。除了在乡下那一次，她在猪场后面的岭上放牛，踩着湿漉漉的绿草，听牛嘴拔着草根的喳喳碎响，看坡下梦境般辽阔的大田野。有一条牛脱逃了，她赶去把它牵回来，却发现自己一把伞不见了。但那把伞不是红色的，也不能折叠，只是一把黄色油纸伞。
她又想起昨夜那些人，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场虚惊，庸人自扰疑神疑鬼。比方那两个娃娃大学生，不可能是利用假日来帮助什么乡镇企业技术攻关的吗？一叠推来推去的钞票，就不可能是他们的酬金？
她觉得自己好笑，匆匆梳好头发，前往汽车站寻找早班车。街心跑来跑去的黑狗，又很熟悉很知心地看了她一眼。大树下几个老婆子老头子，又冲着来来往往的活人及时摆开了鞭炮红烛纸钱和五彩丧球。街口那头，围着一群人交头接耳，拥在一部大货车前面。
她挤进去看了看，人圈里有一团血迹，有一辆倒地的脚踏车。歪扭的车轮旁，伏着一个车祸的遇害者，块头很大，头皮刮得光光，泛出青色的光辉。从侧面看去，居然是那张说不准的脸！怎么是他？她突然抓住自己胸口，因为她看见受害者左背有一个伤口，血浆在蠕动——天啦，正是她昨晚想像中用水果刀捅入的那个部位！
一个警察来了，扯开皮尺在货车前量来量去，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又蹲下去翻死者的衣袋。警察翻出一个红皮工作证，还翻出锁匙和香烟，最后，警察居然还翻出两个鸭梨，灿灿金黄，皮薄得几乎透明——同她昨晚渴望的那种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她一定是在做梦。
“让开，让开点！”警察喝退围观者。她退了一步，看见了汽车前站着可怜的司机，手足无措，脸上聚着一团惨白，清涕一线线从鼻尖落下去。她觉得司机很冤枉。司机的妻子也很冤枉。不，这事情不对，死者决不是被什么货车撞死的，一定是被什么人用一把水果刀谋杀的……
她突然哭了起来。旁人都很奇怪，好像她没有权利这样大哭。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似乎是哭向往中的鸭梨，哭自己在乡下丢失的那把伞。山坡上她踩过湿漉漉的绿草，身旁有牛嘴拔草根的喳喳碎响。那时雨刚停，她一个人站在山顶，咬一片草叶，读田野上金色的黄昏。
她向汽车站走去。
她记得，警察刚才看了她一眼，她便呕吐起来，捂住嘴，向人群外挤。她记得自己扳开一颗肩，又挤开一颗肩，前面人太多，她怎么也挤不出去了，挤不出去了。她逃不掉了。
这位大姐，你是他的家属吗？
人已经死了，哭也活不转来了。
是不是病了？我陪你去医院吧？
你到底怎么啦？
她咬着下唇一个劲地摇头，终于来到了汽车站。这一次她不会误车的。但车站旁边正好是公安派出所，是谋杀者该去投案自首的地方。她犹豫了一下，在派出所空空的大门前停下步来。
她捂住嘴，压住那里的任何声音。
1987年2月
(最初发表于1988年《作家》。1990年发表于台湾《联合报》，获《联合报》年度文学奖。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日文、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