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几个月来我们却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产生了意见分歧，虽然迄今为止并未发生多少大吵大闹，然而也令人极为不爽。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特劳德尔想让我娶她。不是马上，但早晚得走这步棋。我承认，在我们刚开始同居时我并未完全排除有朝一日会“结婚”（这个字眼儿就让人受不了!），然而我暗暗希冀随着时光的推移特劳德尔会打消这种念头，然而事与愿违。我的防结婚策略首先是把自己展示为一个根本不适合婚姻的婚姻候选人。我不断地说，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女人想跟我结婚。我直言不讳自己那显而易见以及深藏不露的各种懒散邋遢，坦白自己害怕负责任，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干手工活的天赋，根本不愿意关注和安排休假的琐事，讨厌间或要清理地下室，收拾汽车或是干别的任何家务劳动。对此特劳德尔总是回答说，我的这些不足她早已了如指掌，但这并不构成她不愿与我结为夫妻的理由。此后我又找出一条论据并深信其精深。我说婚姻会让我感到受限制，不是事实上的受限制，而仅仅是想像中的受限制。但想像中的受限制要比实际上的受限制更险恶。接着我又指出，已婚妇女臆想的那种婚姻带来的安全感不过是幻象，事实上只不过是妄想。是的，特劳德尔接过话茬说，已婚女人的安全感是妄想，但比起你那想像中所受到的限制还不是小巫见大巫。
对此我无言以对。
也许我们俩都应该放弃这类妄想，特劳德尔说，你放弃你那受限制的妄想，我放弃我那安全感的妄想?
我悔悟地闭上了嘴，当然只沉默了一小会儿。接着我又问道：如果伴侣双方都放弃他们那妄想式的策略，那么婚姻所剩下的又还有什么呢?
特劳德尔沉默了很久。直到现在吃晚饭的时候她才说道：缔结婚姻也可以是出于很多实际原因。她举了个例子：你想像一下，你在什么地方出了意外事故。我们就假设你坐的轻轨翻车了，你负了重伤，被送到某个小地方的一家医院。我听了新闻报道才知道，马上开车赶着去看你。我找出你住在哪家医院，开了两小时车赶到了那儿，结果人家不让我进。门房问我：您跟手术者有亲属关系吗?没有，为什么，我问。那我就不能放您进去。只有妻子、丈夫、孩子和父母才有权去见受伤者，门房说。结果我只能在那儿傻站着。我不能到你身边去，因为我跟你不是夫妻!你知道有这种规定吗?
我克制着自己没有还嘴，同时却庆幸结婚这个题目至少暂时算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进入了一种被自己称为忧郁的内心荒蛮状态。我变得自我怜悯和牢骚满腹，不由得又忆起了自己的老信条：我适合一个人住在阿尔卑斯山的破窝棚里，可你偏偏却拜倒在一位漂亮而雄心勃勃的女人的石榴裙下，现在你是自作自受。
你反正该买条新裤子了!再配一件西服上衣!特劳德尔说。我希望看见你穿着别的衣服出现在我面前!
不知道，我垂头丧气地说。当然我现在觉得（让我怎么说呢）让人在一盘棋中将死了。但同时我对婚姻的抵触情绪更强了。难道为了对付医院的官僚主义就非得结婚不可吗?
偏巧这时特劳德尔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出了一项愚蠢的指责。我不该把裤子这么随手乱扔到椅子上。难道你就不能把裤子秩序井然地挂到阳台上，在那儿挂一宿，也让裤子的味道好好散一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