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世界里任何伟大的书的人怎能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呢？
——赫钦斯（前芝加哥大学校长）
寻找生命的本来意义
1990年的某一天，《纽约》杂志电影专栏作家大卫·丹比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杂文的人了。他对此有点气愤，他开始怀疑他的行为是否离生命的本来意义越来越遥远。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回到了60年代读书的哥伦比亚大学，重新研读了在西方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从最早的荷马史诗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卢梭、尼采乃至现代的西蒙·波伏娃和伍尔芙。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它显示了校方对于西方传统的极度推崇，它的目的再明确不过了——不管这些18岁的学生以后干什么，做什么工作，他们都不该没有这一传统的筑防。这些书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他们应该成为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
48岁的大卫·丹比用“激动人心”来形容这一年的经历，并把这一年的读书心得汇成了一本《伟大的书——我与西方不朽作家的历险记》。这个已经定型的中年男人似乎又重新找到了某种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来源于那些伟大的传统。他在几千年以来，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心灵之间漫步，并试图寻找人生最本质问题的答案。
大卫·丹比的经验，让我在晚间的自习教室里坐立不安，有多少次，我觉得自己似乎被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和那些遥远的人进行某种神秘而深刻的沟通。甚至感觉到自己被脱得精光，赤裸裸地呈现在某些基本却伟大的信念面前。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作为人类，我们肯定存在一种普遍的情感，它触及我灵魂深处的某种需求。
这种需求在日益喧嚣的今天非常突出。像大多数学生一样，阅读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资讯泛滥的年代，我们总怕错过什么，于是不停地和那些流行的、有用的文字打交道。我希望自己的头脑充实，可以去面对各种挑战，可以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在这种繁忙几乎是惯性的追逐中，却疏远了自己的心灵。对于未来，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会觉得迷惘，或者突然在某一个时刻，对自己活着的意义产生严重的质疑。我想，这一切似乎与我缺乏这方面的教育有关。从小学到中学，我忙于如何成为一个大学生。而进了大学，我又在忙着应付各种课程，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我的课程里缺乏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的人生意义先是被强行地与空洞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当这种大而空的话变成一种谁都明了的滑稽之后，我们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的灵魂是被忽视的，大学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直率的何清涟曾说，高等教育已经沦为一种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针对就业开展的训练。它根本忽视了综合教育，尤其是忽视了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意味着什么，斯坦福大学校长有着极美妙的阐述：“人文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它赋予社会、世界以方向、目的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