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个特色也可用人情味来说明。19世纪英国批评家阿诺德盛赞维吉尔和莎士比亚是两个最能给人带来“甜蜜与光明”的诗人。他说他们“灵魂里最突出的是甜蜜与光明和人性中最具人情的一切”。不管我们对人性论持什么不同的看法，维吉尔的“人情味”是实际存在的。史诗的情调和早期作品一样有时使人联想到陶渊明。萧统《陶渊明传》说他“为彭泽令，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埃纪》卷三里，安德洛玛刻临别送阿斯卡纽斯几件衣物，对他说：“你是这样象我的孩子阿斯提阿那克斯，现在只有你能使我想起他的容貌来。”在卷十二里，诗人在描写战争的百忙之中特意写一个被图尔努斯杀死的青年，“他原来以捕鱼为生，家里很穷，但从来不想依附什么权贵，他的父亲种几亩租来的田地。”维吉尔怕战争，陶渊明也有“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的诗句，异患也就是兵灾凶厄。两人也都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种人道的、人情的、向往小康的精神状态，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有雷同之处，很值得研究，也正是这种思想贯串此后的欧洲文学，直到今天。
维吉尔虽然师法荷马，但结果可以说改变了史诗的性质，因此不能以荷马的特色要求维吉尔。早在三百年前，德莱顿曾做了如下的公允的比较：“维吉尔气质安详、稳重，荷马狂暴、激动、充满了火。维吉尔的天才在思想得体，文字多采，荷马则思想迅速，语言自由。”“我们这两位诗人在气质方面既如此不同，一个火暴、血性高，一个滞涩忧郁，这就使他们各有不同的卓越之处。”他们塑造的英雄，“阿奇琉斯暴烈、急躁、报复心重……埃涅阿斯则忍耐、考虑周详、关心他的人民、对敌人仁慈、永远服从天命”。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奥德修纪》卷十一和《埃纪》卷六，都是写游地府，维吉尔的格局完全模仿荷马，甚至连词句也照搬。如埃涅阿斯三次想拥抱他父亲的亡魂（6.700），他父亲三次象轻风和梦影一样闪开，但区别大于相似。奥德修斯直入地府，没有什么序曲，但埃涅阿斯则是先看庙门，然后大神附在西比尔体上，取金枝，超度了一个亡魂，才进入地府。入地府后他首先向冥神祝祷，才见到亡魂。序曲中的这些细节赋予故事以浓厚的庄严神秘的宗教色彩，培养气氛。奥德修斯首先看到的是他的母亲，埃涅阿斯则是在看到了一系列亡魂之后，才见到父亲，表示在面向未来之前对过去的回忆。奥德修斯见到母亲之后询问的是家中情况，老父、妻子和儿子的情况，埃涅阿斯见到父亲后，父亲却先讲哲学（毕达哥拉斯灵魂轮回说），然后讲的是罗马未来的英雄和历史，以及埃涅阿斯的使命。可见维吉尔脱胎于荷马，但内容大变，正如乔伊斯的《攸利西斯》脱胎于荷马而内容大变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