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规模的民乱颠覆了王朝，关外的满族人渔翁得利，以二十四万“八旗”取得了天下。清代既是征服王朝，又是继承明代的专制王朝，双重严峻的特性使清代成为中国最专制的一个朝代，臣子不再是国家的公务员，而是皇帝的奴隶。在清朝初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开疆辟土，用汉人地区的钱粮支持满洲八旗的部落兵，而取得了蒙古、西藏、新疆和台湾。连年征战，扩张了帝国的疆域，其幅员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比起汉唐，清朝掌握的领土更为具体，而不是西域小国或是边外松散的羁縻州府。可是清朝处理与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关系，是和汉人地区的治理方式不一样的，清朝实行的也是一个二元体制。皇帝每年在承德接见蒙古王公、西藏喇嘛和新疆少数民族的首领，那是一个满洲大汗的游牧朝廷；关内十八省，则是满族皇帝统治的中国。这种二元体制，屡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而在清朝这一代实行得最彻底，也可以说维持了比较长时间的稳定。
清朝的神经中枢比明代更为专制，虽然皇帝周围不一定有宦官弄权，却一定有皇室成员加上满族官员与汉官共同组成的内廷。甚至于六部，也由满员和汉员两个班子共同管理部务。这种从上到下一条鞭到底的二元体制，却是过去的王朝未有过的制度，也代表了征服者牢牢掌握每一个层次的权力。清代的地方官员从省级到县级，每一级都有不同资格的文官，代表不同的力量，有的是皇亲国戚，有的是满洲旗人，也有的是皇帝自己的私人奴隶（包衣），掺杂着科举出身的儒生和保举出身的吏员。这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官员群体，回馈信息的管道也非常复杂。因此，中央接收到的讯息，在中央不同的部门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在“康雍乾”时代，满洲人本身的团结性和对满洲文化的认同感，还使得中央系统至少有一定的一致性；在“康雍乾”以后，满洲人的一致性在汉化过程中逐渐淡化，中央神经系统已经不能有效地处理问题，政府的效率近于瘫痪。
今天读小说的人，常常称“康雍乾”为盛世，其实所谓盛世只是败坏的开始。这三个皇帝统治的时期已经将中国的资源挥霍净尽，满族自己的八旗也已败坏，而以募兵编成的绿营始终不是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儒生代表儒家思想，如前所说，在明代已经是专制集权的工具；清代以征服者无情的压制和有意的收买，使儒生成为政权工具，连带使得儒家思想僵化。一个僵化的文化系统，一个逐渐瘫痪的政府权力结构，清政府已不能够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当然也就不能适当地处理忽然面临的压力。单单比较康熙、乾隆两朝的情形，就可以看出端倪。康熙能有力量征服蒙古、取得西藏，也相当有效地征服了新疆；但是乾隆一代号为极盛，却花了很大力量才取得大小金川和台湾。于是在嘉庆以后，清政府不再能有效地处理“川楚教乱”①；而道光以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战事，使中国开始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厄运。
清朝这一个看上去很兴旺的大帝国，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岁月，是走向衰退，而不是稳定地维持一个大国的声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