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177个初级实习律师被要求担任初审法官，对一起强奸案做出宣判。他们手中都握有用于宣判该案的关键信息，包括证人陈述、专家鉴定以及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条文。
然而，审判还是出现了反转。这些初审法官在法庭上评估案件时，被某个起哄者打断了。虽说在带有感情色彩的法律案件中时常出现这种状况，但在本案中，这是一个圈套—那个起哄者其实是一个演员。此案中共有两名起哄者，这些法官得面对两个人中的一位。
第一个起哄者假装是受害者的男友，他在法庭上大喊：“判5年！”第二个假装是被告的朋友，他喊道：“还他自由！”法官们被要求对该插曲做出简短的回应，并继续审判。
结果令人震惊。
虽然法官们深知自己应该忽视那两个起哄者，尤其他们明白起哄者因为和受害者或被告有特殊的关系，他们的行为要么是为被告争取宽大处理，要么是要求严惩被告，然而当法官面对嚷嚷着“判5 年”以及“还他自由”的起哄者时，他们的反应却各不相同。
那些听到起哄者大喊“判5 年”的法官多会做出平均刑期为35个月的判决，而那些听到起哄者大喊“还他自由”的法官给出的平均刑期则为25 个月，比前者短了约1/3 。
这说明，法官将判决与起哄者的偏见“挂钩”，转而将其他信息丢在了一旁。
即使一些训练有素的评估者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也容易犯这类错误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比如，当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先写出社会保障卡号的最后两位数字，再要求他们写出在某个拍卖会上愿意出的价格时，他们通常会将前者当成自己的标价。即使该数字与拍卖会上任何一种东西的价值都不相符，他们还是会在无意中将其设定为自己的标价。陪审团在判决赔偿金额时，和人们买房子、投标时一样，都会受到类似的伪数字思维的影响。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人们无意中确定的数字越大，他们决定出的价格也就越高。这就是房产中介先向你介绍最贵房子的原因—与你自己定下的预期价格相比，其他房子就显得更便宜了。
我们该如何避免自己在无意识中根据某个不合适的数字做出决策呢？通常别人要求我们做出决策时，不管是必然还是偶然，我们心中都会有某种固有的标准。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一下该数字是否值得我们关注。还记得第2 步给我们的教训吧？不是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可以计算的。假设在该种情况下，该数字是相关的，那么你就要问问自己，你是否已把自己的决策固定在某个标准上。如果是，再考虑一下该标准是否不合适或带有误导性。我们只要问自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能避免潜在的固有标准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