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有没有想到这“两千册的奇迹”哪天会这样宛如一夕间消失呢？老实讲有的，但不愿——有，是因为多年来其实征兆不断，而且征兆不容人侥幸的只朝着一致的方向，那就是剥洋葱般可卖两千册的书不断在缩小中。作为一个编辑，已经好几年了，你被迫不断削减自己心中的书单，厚一点的、陌生一点的、深奥一点的、时间久远一点的，或制作成本高一点的，比方说像以赛亚·伯林以为是“十九世纪最伟大自由主义著作”但厚达千页的赫尔岑自传《往事与随想》，像欢快无匹、前现代小说瑰宝、拉伯雷的《巨人传》，像理应每个短篇都被珍视阅读不可遗漏的契诃夫全集（我自己只来得及出版他的两个短篇集子），像一堆伟大作家只此一本之外的其他伟大作品《基姆》之外的吉卜林、《死魂灵》之外的果戈理、《黑暗的心》之外的康拉德、《喧嚣与骚动》之外的福克纳、《唐吉诃德》之外的塞万提斯、《巴法利夫人》之外的福楼拜、《高老头》之外的巴尔扎克……真的太多了），你只能逐本放它们回书架最上层，让它们在时间的尘埃中苦苦等待如同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再来的弥赛亚。作为一个老编辑，你的经验和最基本知识告诉你，真正会来的大概不会是昔日那个“你编好它，他们就来了”的美好时光，而是某个临界点。当这样一分一分的不断剥落到达某个临界点时，可能会整体的牵动出版世界的基本图像和作业方式，从书写、编辑、营销到终端贩卖的改变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比方说采购人员不愿下单、书店不肯陈列乃至于进书），这就不是这本书那本书的问题，而是某一种某一类书被逐出市场机制的集体消亡问题，就像昔日达尔文的无情断言，当某一个物种低于一定的数量，灭绝便很容易来临了。
对了，还有一种书的出版可能也消失了，那就是人们不会觉得它好、也不会买、纯粹诉诸编辑个人执念的书。这样纯属编辑任性的书曾经是允许的，如同你辛苦工作两三年总会得到一次不必讲道理的红利，可以吵一回没理由的架，休一次不必交代干什么的长假，出一本肆无忌惮的书。正因为它不被赞誉也不会卖，它背反着所有既存的市场限制却仍然在书海中出现，这样灯火阑珊的惊心动魄一刻，尽管很短暂，而且接下来还有一堆善后得你一人收拾，作为一个编辑，你会感觉自己和这本书坚强而且直接的联系，你们之间再没有别人，这是一本你的书（尽管作者另有其人），它的存在证实了你自身的存在。
多年下来，我在出版界听过最好的一段老板的话如下：“作为一个老板，你得允许你的编辑出版他认为（但不见得是事实）会替公司赚钱的书，也得允许出版他已知道不会替公司赚钱，但却是一本好书的书；还得偶尔允许出版他认为既不赚钱也不见得好，但基于某种说不清楚的理由他必须出版的书。”你可能猜错了，慷慨说这段话且真的这么做的这名老板并没破产跑路，也许有人认得他，他叫苏拾平，此时此刻还生龙活虎在台湾出版的第一线。
不愿猜测和预见，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你要继续下去，你还有一些未竟之书要编辑要出版。有些未来的确知是很有用的，可趋吉避凶，比方说明天会滂沱大雨，提醒你要带伞或干脆别出门；有些未来的确知则必须相当程度抛开它遗忘它，以免乱了心神，比方说你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亡这件事。如果我们用韦伯“职业”“志业”的分别进一步来讲，当编辑工作某种程度成为你的志业，你其实已交出了一部分趋吉避凶的灵活性，“要不要做”的完全自由抉择已转换成为“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的想尽办法突围，所以知道会天降大雨又怎样？你还不一样要昂首出门，当然，多带把伞是可以也是必要的。
The woods are lovely，dark，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