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由于心理美学上的原因，喜剧美不适合观众的情感投入。
观众要对审美对象保持轻松而畅快的笑，必须使自己处于一种“心理安全”状态，也就是说，审美对象不牵涉审美主体。这就要求观众一直处于俯视的高位之上，避免缩短其间的距离。
为了实现观众的心理俯视，喜剧艺术家总会对喜剧人物进行夸张、变形、丑化、傻化。一旦产生感动，哪怕仅仅是同情，俯视的距离就缩短了，喜剧美也就随之减损。
俯视心理维护了人们对自身正常状态的确认，这是件大事，为此，不惜牺牲一系列具体的合理性。对此，可以随手举一个莫里哀的例子来说明。莫里哀在《吝啬鬼》中写尽了爱财如命的阿巴贡的种种丑态，但是，阿巴贡后来发现，自己放高利贷的对象居然是自己的儿子，最后丢失金币箱也与儿子有关。照理，他面对儿子应该说几句动气的话：“我这么老了，为什么还要存钱？还不是为了你！”这本是合乎寻常情理的，但是，如果他这么一说，观众也就同情他了，很难再嘲笑他，喜剧美也就结束。因此，莫里哀没让他这么说，反而让他不近情理地保持着变态。这种表面上的不合理，却维持了观众对阿巴贡的俯视高度，随之也维持了对吝啬这种人类通病的俯视高度。
显然，这又是心理美学的默默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