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快”与“慢”的自由切换
（为什么我们的时间永远不够用？）
“为什么我总是时间不够用？”今天我们常被这个问题困扰。我们抱怨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又好像永远都做不完。“没有时间”成了口头禅，有时候是借口，有时候更是实情。正如历史学家帕金森提出的帕金森第一定律：工作会自动膨胀，直至占满所有可用的时间。
现代社会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某种角色。机器越转越快，人就被推着一直往前跑，疲于奔命。同时，人的消费欲望被无孔不入的广告和形形色色的营销手法拉动着，人们变得无法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不断地想要更多。如此一推和一拉之下，人就会陷入欲望的泥潭，反反复复地折腾，过了许久之后回头一看，人生就这么过去了。
时间管理，让我们越来越快
时间犹如一套严苛的规则，规范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什么时候睡觉不仅取决于有没有睡意，也取决于时钟所标示的时间；什么时候吃饭不仅取决于有没有饿，也取决于有没有到“饭点”。这种情况可不是在人类文明早期便有的，据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所述，机械时钟的最早使用始于13世纪欧洲的寺院，用于帮助人们准时地参加宗教活动。而直到公元1345年左右，欧洲人才开始普遍接受将一小时分为60分钟，把一分钟分成60秒。也是从那时起，时间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参照框架，把人的生活从大自然的背景中分离出来。之后的几个世纪，时钟走出宗教领域，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芒福德甚至认为，工业革命中最关键的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而到了现代社会，时间更是被推上了神坛。
在这种背景下，“时间管理”应运而生，还成了今天的一门显学。它教我们如何设定任务目标，如何把任务分解，如何区分重要和紧急，如何把事情列成清单并设定好时间，如何把控好自己的工作效率……这些方法无疑都有一定的作用，但只不过都是“技术层面的解决”。
所谓“技术层面的解决”，是指只对问题的表面部分实施干预，而忽视了问题深处的根源。其后果是，问题的表面部分在短暂的消失后又再次出现，甚至愈演愈烈。时间管理中提倡的很多方法，并不是要让人们逃离现代性境遇所构筑的牢笼，反而是要对其加以技术性强化，教会我们更精细、更严苛地分割生命时间。
我们原本就是因为快而痛苦，可时间管理却教我们如何更快。
通过让自己更快来赶上外部环境的快，表面上来看也有几分道理。可穷究起来，却是难以成真的海市蜃楼，因为完成一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往往超过我们的想象。无怪乎计算机科学家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在其名著《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侯世达定律：“实际做事花费的时间总是比预期的要长，即使预期中考虑了侯世达定律。”
另一方面，人们无法预估未来发生的意外事件，而意外事件总是频频发生，打乱人们的原定计划。社会学家鲍曼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液态的”（liquid），是一个流动的世界，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处于不确定性中。由此可见，时间管理中制订时间计划的方法并不可靠。我们通常制订的计划往往会大大低估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而正是这样的低估，逼迫我们快马加鞭，去完成一个个原本在既定期限内难以完成的任务，而一旦无法完成，我们又会陷入自责之中，而这种自责本身也是耗费时间的……
所以，虽然时间管理对于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业绩有时候会有一定的帮助，但人们的主观感受却常与此并不一致，会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事情永远都做不完，甚至为此而心力交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