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奖常胜军张启疆新近出版了作品结集《导盲者》，特别强调其中《导盲者》、《失声者》、《失聪者》等几篇与残障者有关的获奖散文。这种在主题上的有意谋划令人思考“残障文学”作为一种类型的可能性，并且立刻想到一九九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环绕智障儿这一中心形象写出来的一系列作品。
读过苏珊·桑塔（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对关于疾病或残障的书写自会多一层戒备的心态。如果疾病的隐喻性往往为病患者带来种种不必要的道德和心理包袱，例如十八十九世纪的肺痨、二十世纪的癌症和晚近的艾滋病，均附带着毫无必然性的人格暗示，那残障的隐喻亦极可能会造成种种对残障者的不公。著名失明作者程文辉女士便在其自传《失明给我的挑战》（后随改编电影改称《伴我同行》）中指出，上半世纪华人社会把盲人叫做盲公或盲妹，是带有鄙视成分的，“盲”除了是身体上的缺憾，亦被视为一种人格缺失。
我在这里指的“残障文学”，并不是针对由残障者（如程文辉女士）自我述说的书写，也不单单是指“与残障有关的题材”的文学，而是指残障的“文学化”。当残障这一现实被“文学的手段”转化为“文学作品”，它便往往不能再符合桑塔的理念，被视为或被“还原”为一种“纯物质”的身体机能缺憾，而无可避免地与各种“意义”扯上关系。
《导盲者》在残障的“文学化”方面有很明显的示范作用。残障的“文学化”包含下列几项特质：首先，无论作者设定的角度是第三身的对残障者的外在观察，或是第一身的对残障者的内在心理模拟，他作为一个健全者的身份往往会把他尝试对残障者作出的关注反过来变成对自身自我反照式的探索。所以《导盲者》其实并不是关于失明人士的生理之“盲”，而是关于所谓健全人的心理之“盲”，并进而犹如论者所言，反映出现代人的精神缺憾和迷失。伴随着健全者借残障者进行自我反思而来的，是残障者的典型“文学化”形象的塑造。在“残障文学”中，残障者往往会因其缺憾而更见完满，如盲者因其目盲而洞察人生之磨难，失声者因其哑默而更超脱于人世之喧哗，失聪者因其耳聋而更敏感于生命之呼唤。换句话说，“残障文学”是把残障者塑造为智者、哲人、洞悉天机者、看透人生者的一厢情愿的文学，其底蕴中的对残障人的关注往往被健全书写者的自我中心反思所掩盖或取代。于是，“残障文学”亦常常难掩自身的残障，也就是“文学”这个机制的内部局限——以隐喻把实质的经验导引向“另外”的意义。如是“导”盲，我们读者看到的不是漆黑，而是文学有时过于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