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撒乐队成立
“黑撒”最早也属于玩票性质。那时候我和大治老在录音棚里，没事就写首歌，然后说试试拿陕西话唱，只要有乐队过来录音就唱给他们听，他们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录音发了张唱片，发完以后《华商报》采访，口碑不错。后来又想试一下演出。当时也没想过“黑撒”会持续多久，就想着玩一玩，就找张宁、双喜这些人，都是熟人嘛。最早排练的时候，我和大治都很久没有上过舞台，不知道该把它做成什么样的风格，排过金属，也排过朋克。后来慢慢地这个乐队才定型，一步一步到现在。
最早我们都还有各自的工作，只是想着它应该会比之前写的其他歌流行，但是没有想过会被这么多人接受。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事，可能开始做跟后来别人赋予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绿洲”最辉煌的时候有很多杂志或媒体报道，说这是西安一个推广音乐的平台，但是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想法，只是认识些朋友，大家在上面聊天，但是做到一定规模，它就肩负了一定的意义，关闭的时候就会有人着急。“黑撒”也是一样，“时音唱片”也是一样。“时音唱片”刚成立的时候，想法就是有自己的工作室，能录自己的歌，也能给其他西安乐队录歌，只要够付房租就行。但是没想到后来录了那么多西安乐队的专辑，就成了很重要的地方。如果一开始就想着这个工作室一定要多火、多成功，要赚多少钱，反倒不一定能做成。
“黑撒”现在一年能接几十场演出。最早，我给经纪人双喜说，不要影响我上课就行，后来慢慢地我还是得因为演出或者其他事情请假。后来大治有了小孩，时间上也有些排不开。但是我们想尽量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把乐队坚持做好，大家尽量抽时间。后来乐队能赚到一些钱，这些钱成了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像乐队鼓手毕涛，没有工作，只靠乐队来生活。张宁以前在琴行上班，现在琴行也不太去了，靠乐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我2012年3月辞职，就离开了教师岗位，乐队成了我唯一收入来源，必须得花更多精力把它做好，所以就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完全靠乐队就不会那么自由。比如说有首歌《练死小日本》，以前老演，但这两年就没演过了，不敢演，害怕惹怒了谁，以后不让演出。
最早做音乐没有目标，想写什么写什么，想唱什么唱什么，很简单的那种快乐。现在做音乐的乐趣跟过去不一样。我写一首歌过去可能只有一百个人听，现在可能有一万个人听，可以得到更多反馈，这是另一种快乐，这两种快乐是不一样的。
西安摇滚乐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西安的大学特别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很多，就有很多新的文化冲击。它是一个很好的土壤，每一年会走一批人，又会来很多新生。但是西安整体氛围起伏太大了，就是依附性太强。比如“光圈”倒了，可能西安摇滚乐两三年内就会一蹶不振。它本身很脆弱，不是特别良性的发展。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让人觉得很繁荣，但实际上是表面繁荣，人心里没底。而且我觉得西安不是整体一直在向上。可能有些乐队是很拔尖的，但是更多乐队水平差距很大。我坚持这十年，不知道怎么去改善这种情况。过去我能做的就是使劲推广，听到一个乐队就在网上不停地推，让更多人听到，或者给杂志投稿，让他们放。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自媒体时代，每个乐队有自己的推广方式，可能也不需要“绿洲”这样的媒体了。乐队有自己的微博，有自己的豆瓣小组，都是自己来进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