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4)

实际上,黄道周并非腐儒迂阔,他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早知道大明朝气数已尽。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袁可立所作的《节寰袁公传》中说:“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他明知道当时的国事,已非当时的诸臣可为,非赖有圣人出现不可,可他为什么不退隐林下,以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什么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天下需要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东汉末年,就有这种士大夫,明知汉之气数将尽,但仍然鼎力扛持。怎么理解这种不知圜转变通的书生意气?简单说,就是当此江山更迭之际,要以士大夫的固执,增加新王朝夺取政权的难度,提高夺取政权的门槛,这种难度和对抗,能给新政权自觉地注入一种强健的文化基因。蒙元初期,以杀戮震慑,每攻占一城,见反抗者即株连屠城,到了即将横扫天下的时候,凶残的嗜杀者也觉察到,要是把这种反抗的力量全都杀尽,则将来连自己需要这种力量为自己扛持的时候,都没有人了,也没有这种士大夫的种子,所以才听从了耶律楚材等通晓汉文化的读书人的建议,招中原读书人而用之,才有了许衡“不如此则道不尊”。

况且,天下不能都是聪敏灵慧智巧之徒,若人人都谙熟圜转,人人都是不粘锅,那才不啻人间地狱——试想:倘若天下人皆以见风使舵为识时务、知变通者,则人无恒心,朝廷这艘大船,就只有哪里来风就往哪里使舵,非但不能扬帆航行,反而因总在随着众人各异的诉求随意变换航向,直到触礁沉没。

黄道周给崇祯皇帝的建议,在于竭力维护道统纲常,而此道统纲常的核心就是“孝”,作为天经地义的孝道,是诸德之本,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是为固本培元,扶正本元,则“通于四海,光于海内,无所不通”。

基于此,他对杨嗣昌、温体仁等那些所谓识时务、善变通的人是很不屑的。做个比喻,杨嗣昌辈就是装修师傅、裱糊匠,能满足崇祯皇帝急于看到国家有起色的心理。而黄道周等人的这种固本培元之策,如中国古代建筑的“打牮拨正”法,即将地基塌陷、梁柱歪斜的大厦,用“打牮拨正”的方法将整个大厦的上层骨架支撑起来,再更换衰朽的梁柱椽檩,填充加固地基,最终使大厦重新复归于稳固泰然,延年益寿。黄道周的这种方案,虽不是大拆大卸、推倒重来那么令人震撼,但无疑是有巨大风险的,这对焦躁疲惫的崇祯皇帝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黄道周挨了八十大棍,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卧床八十多天,才能稍稍起立。读过方苞的《狱中杂记》者,可知当时狱中的规则与“潜规则”,虽朝代不同,想必情形几无差别:俗话说靠山吃山,狱卒靠犯人就吃犯人。据《黄道周年谱》载:“先生既以清苦闻天下,诸狱卒皆不敢有望,于先生惟日奉纸札丐先生书。”黄道周是有明一代杰出的书法家,其行书,人称“飞鸿舞鹤”,其楷书“峻厚古拙”,与王铎、倪元璐并列明末三大家。当时的狱卒也知道黄道周的字好,于是每天请他写字,黄道周也不推辞。“先生时时为写《孝经》,以当役钱。凡手书《孝经》一百二十本,皆以狱卒持去。”他在狱中待了约15个月,平均每月要写近10部《孝经》,不断抄写内容相同的《孝经》,据说看现存的黄道周楷书版《孝经》,无一不是恭谨不苟的作品,可以看出书写者内心的端严庄敬之情,无丝毫草率敷衍。黄道周对《孝经》非常敬重,《孝经大传序》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他曾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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