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我那时候也真叫是脾气好，年纪轻没经验，看着她差一点就要跟我们家老竺上了床，”蔡秀英那天的手气好得过分，刚糊过一把满贯，眼见一手好牌又听牌了，心情很不错地回忆着过去，“男人吗，只要是生着那么个玩意，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家老竺也不是吃素的，被她弄得五迷三道，馋得口水直淌，幸亏我发现得及时，要不然早出事了。”
那天是在邻居陈太太家打牌，欣慰家在南京定居不久，这位陈太太是蔡秀英的老熟人，老公是汪伪政权中一名不小的官员。一起打牌的还有一位贾太太，是一名军官太太，长得很漂亮，她老公出身黄埔，是伪军事训练部的常务次长兼首都警卫师师长。贾太太那天手气不好，是大输家，她瞥了一眼欣慰，欣慰和弟弟泰秋正端坐在不远处，聚精会神地在看小人书。大家都在等贾太太出牌，她手上抓着一张牌，害怕出冲，想了半天，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接着蔡秀英刚刚的话题，酸溜溜地说：
“真要是出事了也好，你们好好想想，这些年来，叫人家日本人糟蹋了多少中国女人，你们家老竺真要是有能耐把那什么日本女佣人给办了，那也算是给咱中国人出一口恶气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蔡秀英笑了，“可惜我们家老竺没有这么干。”
贾太太说：“那也不一定，说不定就真干过呢？”
“换了你们贾先生，那是一定的，”女主人陈太太没意识到自己这张牌出去要闯祸，调侃说，“人家竺先生才不会这样呢，啊，竺太太，又糊了，今天你手气太好了，这个牌真没办法再打。”
欣慰一边看小人书，耳朵里一边在认真地偷听。那天蔡秀英大赢，回家的路上喜形于色，问女儿想不想上趟馆子，突然发现她心事重重，一脸的不开心，便问她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当着弟弟泰秋的面，欣慰话不想说，到晚上在卫生间里，与秀英各自梳洗完了，她悄悄地问母亲，父亲与日本女佣究竟是怎么回事，竺德霖是不是真的是像她说的那样，差一点就跟她上床。上床这字眼从十二岁的欣慰嘴里说出来怪怪的，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说出这两个字，可是她还是忍不住说了。欣慰经常听母亲说起这位日本女佣，今天这样的出格话题，倒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年龄太小了，欣慰的脑海里总是想不起这位东洋女人是什么模样，只记得她的头发很多，很茂密，高高地盘在脑袋上，仿佛是顶着一个黑色的脸盆。
在父亲养伤的日子里，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护士经常过来替竺德霖换药。刚开始，出于对枪伤的恐惧，欣慰都不太敢过去观看。当然也是因为男女有别，父亲换药的时候，他好像没有一点顾忌，大大咧咧地把裤子褪到了膝盖下面，然后屁股朝天地趴在床上。这个场面让欣慰感到很难为情，她觉得人家护士小姐也一定会因此脸红。护士小姐小心翼翼揭开了纱布，用酒精帮竺德霖清洗伤口，按说这些工作蔡秀英自己完全可以做，她可是正经八百地科班出身，曾经在大英帝国学习过护理。也许正因为是学过这个，她并不觉得自己男人在年轻的护士面前裸露有什么不妥。病不瞒医，护士是拿了钱的，而且价格不菲，既然拿了钱，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做她该做的事情。
事实上，在多事的1941年中，欣慰记忆最深的，不只是父亲屁股上挨了一枪，还有他的鼻子总是在不断地流血。没完没了，一次次地重复，红红的鲜血突然就从鼻孔里淌出来，没有任何征兆，结果竺德霖不得不经常性地用药水棉花堵着鼻孔，仰着脸跟大家说话。这一幕情景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父亲的鼻子又出血了，欣慰和弟弟泰秋赶紧去打上一盆凉水，将毛巾浸在里面，稍稍拧一下，然后再将湿漉漉的冷毛巾搁在父亲的额头上。在欣慰记忆中，作为一名很能挣钱的男人，竺德霖总是处于忙碌之中，没日没夜地工作，很少有机会歇下来与家人待在一起，只有1941年是个例外，在这一年中，父亲似乎很乐意在家休息，很愿意与家人一起同享天伦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