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穿上志愿队队服,在镜子前转来转去,已足有十几分钟了。这套军服他很少使用,只是在龙云主席宴请飞虎队的晚会上和彼塔切订婚那天穿过两次。平常大部分时间它都静静地躺在箱子里。这不是说它难看,而是太正式了,穿起来十分繁琐。相比之下,他更喜欢那些随意而舒适的便装。
自从与叶梅通话后,他身体恢复得很快。当天晚上,他找到理查兹医生请求出院。理查兹医生给他量了一下体温,开了一些药,又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清晨,他就随队去了机场,与伯特、特克斯和雷克托上天飞了几圈。由于好久没有飞行的缘故,他感到痛快极了,竟然玩起了空中捉迷藏,专朝云层里钻,惹得身后的特克斯不得不降低高度,以免不小心撞上他。
自从12月20日,日本人被打跑后,再也没敢在昆明露面。昆明人民甭提有多么高兴,他们终于摆脱两年来“跑警报”的日子,重又过上正常生活。他们用自己所能想出的办法来表达对飞虎队的热爱和崇敬,这使队员们倍感兴奋,同时感到责任更重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敌人的侵扰,这些精力充沛、渴望战斗的小伙子也过得相对平淡和无聊。
与叶梅通话后,闻一多教授和吴宓教授也打来电话,霍华德向他们谈了这一个月自己在仰光的经历,并向两位教授询问了穆旦和黄维从军的事。由于日本人的侵略,这些教授平静的田园生活被打破了,也打破了他们一心向学不问政治的处世哲学。从他们的话语中,霍华德能听出他们对俩人的担忧和不安,穆旦和黄维是外文系学生,自然受到吴教授许多教诲,师生感情甚笃。他俩又十分爱好文学,黄维是学校“石社”和“冬青社”的发起人,对红学有相当造诣;穆旦更是被公认为现代派诗歌的领军人物,深得闻教授和中文系其它教授的赏识,他们对他俩的关心是很自然的事。
离约会的时间还有一小时,霍华德就出发了。这是他自仰光返回后,第一次上街。从滇池那边吹来的风并不强劲,但十分冷冽。衔道上人流也如往常一样,熙来攘往。走街穿巷的货郎唱着他们富于特色的云南调子,兜售他们的商品。人力车夫聚集在街角边,手抄在袖笼里,眼晴打量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等待着搭车的顾客。一股股热气和喧哗声从沿街的饭馆里拥出来,但在门口就被寒风吞噬了。虽已是午后,茶馆里还是高朋满座,浓郁的茶香引得他几次想停下车,到里面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