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坐在办公室里，用他的派克牌钢笔敲打着桌子，哈维·格林劳和斯基普·阿代尔坐在他对面。他们正在等约瑟夫·艾尔索普（陈纳德副官），准备一起商讨志愿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艾尔索普刚从仰光返回，正在换他那套像叫花子一样肮脏的卡其布丛林服，再过几分钟，才能过来。
陈纳德把目光投向窗外，天空上，他的队员正在训练。他们熟练地滑行、翻滚、俯冲，进行着各种复杂的编队和射击，俨然一些深经百战的老手。他满意地点着头，又想起与威廉·波利的争吵，兀自地笑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波利是正确的，正如他所说，这些年轻人是他能够得到的最好人选了。这几个月，他见证他们的每一个变化，他们的进步连他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大超出预想。他纳闷为什么当时他会怀疑他们的能力呢？他想了很久，只有一种解释能勉强说得通，即原本希望他们是一些受过训练的战斗机飞行员，那样他们一抵达缅甸，就能投入战斗。
但是有一件事，他永远也不能原谅威廉·波利，那就是他与科蒂斯·赖特公司的那场官司，这完全是波利的错。这家伙太卑鄙了，简直是无理取闹。这100架P-40一点不关他的事，自然不会付给他“中介”费用，可他却不依不饶，威胁要诉诸法律，使飞机迟迟不能运出。而这几个月的耽搁，对中国的抗战和民众是致命的。他毫不怀疑，几个月来，一定有超过上万名中国民众因遭到日机的轰炸而死去，而这些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其实，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早已成竹在胸了，但有几个方面仍没有确实的把握，需要听听那些下属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他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接下来将要做些什么，以便更快进入临战状态，以免到时手足无措。
所以，一等艾尔索普落座，他就开始了他的讲话，连平时先要点支骆驼烟的习惯也省略了：“现在，是11月中甸，既便以最快的速度，下月4日让我们投入战斗也是难以实现的。稍有差池，就要到明年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真正履行职责的时间只有区区的6个月，却会拿到12个月的薪水，这对中国人是极不公平的。他们盼望着我们尽快去保护他们，而我们却躲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日复一日地训练，视而不见日本人的掠夺和屠杀，难道不应该脸红吗？”后面的几句话，他提高了嗓音，一边审视着其他三人的表情。
他们互相对视着，沉默了良久。
“上校，你是不是已有什么好的计划？”格林劳小心翼翼地问。
他们都叫他上校，那是中国政府授予他的军衔，这在无形中，也提升了他们的身价。
“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但还不太成熟，”陈纳德说，又用他的钢笔敲打了一下桌面，“现在，我们的全体队员到齐了。我想把他们分成3个中队，每个中队进行半个月的合练，熟悉一下自己的队友，然后就去中国。”
“这倒是个好办法，”阿代尔饶有兴趣地问道，“上校，你准备怎样组建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