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骑的车是辆破车，最好的那辆，也不过是辆骑了快十年的德国生产的老名牌车，留给母亲骑。父亲车上有一个人造革黑包。我们姐仨都特别喜欢父亲的包儿，因为父亲的包里时不时就有点儿好吃的。翻大人的包绝对是犯忌，但我知道他绝对会给，他是个“馋”爸爸但绝不是“独食”爸爸。
那天游泳回来，混车被抓的焦虑紧张还在心头没散，刚进路口就看见我们家楼道的窗口、门口有很多人头晃来晃去，住宅区十几栋楼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看热闹。
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直觉已经感到“我们遭难了”。我俩走过去，孩子们立刻喊道：“狗崽子回来了！狗崽子你们家被抄啦！”抄家的是大学的红卫兵。
孩子的无知往往残忍—我见过自己的儿子捉到一只蚂蚱，专心地把它的腿慢慢揪下来，要看到它微妙的反应，并且把缺腿的蚂蚱放回去，观察它是如何继续爬行的。
我和姐姐互相紧紧地拉着手，试探着前行。孩子们的围攻开始了，声音尖锐：“打倒狗崽子！打倒狗崽子！”这个地区就我们一家挨抄，孩子们肯定是要宰我们啊！
我觉得可怕极了，无依无靠地忍着。从小我就学会了忍，多痛也要忍，仿佛是一种依靠自我内在天性的无形祈祷。
早已打碎了的四楼破窗户上，吊着我家的缎子被面、床单，母亲珍惜的洋布旗袍搭在破窗口上，母亲最后的一次生日礼物——那件艳黄色华丽的布拉吉（连衫裙）和一条粉色长长的纱巾拧成绳子，被孩子们拉来扯去地拴在树上……自己家的东西自己太认识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哪怕把它们撕成碎布头你也会认出，那是带着记忆和故事的隐私。小孩们把我母亲的高跟鞋踢来踢去，唱片满地，书页如雪片散落。红色雕金花儿的箱子、古董花瓶……曾经美好而被珍惜的东西一夜之间变成了被人忌讳的粪土，随便被孩子践踏的破玩意儿。生命会不会也是个戏法儿？时而颠三倒四，时而真假难辨。
我们姐儿俩就这么挤在一起往前蹭，心已变成快要被吓死的小兔子，“怦怦！”狂乱地超负荷地跳动着，我们只剩下一线希望：回家，赶快回家！但那个叫“家”的地方到底在哪儿？
家里站满了红卫兵，个个红袖章，绿帽子，十几个人，有的还拿着棒子。
父亲游泳去了。幸好不在，他要是没去游泳，准给打死。红卫兵中有些是父亲最重视的高材生，领头儿的姓常，是父亲教研组里的教师，个子很矮，也带着红卫兵的袖章。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父亲的助手，也是暗中的竞争对头。九十年代，我父亲担任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院长，一九九八年我父亲去世，环科院和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在八宝山联合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整个葬礼都是他忙着组织、筹备，并且亲手布置了灵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