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中，何应钦长期把反共作为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为之宣传鼓动、践履笃行。何应钦始终标榜自己是“爱国”者，但他与真正爱国并且能救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共戴天。实践已经证明，一切真正的爱国者，他真诚的爱国动机，必须同他所选择的爱国、救国道路是统一的。诚然，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上一切有爱国心的人所选择的爱国方式和救国之路，都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但是，何应钦所标榜的“爱国”，同他顽固坚持的反共立场，历史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是一条民族自弱自戕的绝路，而他却至死未悔。何应钦为之拼命的这条道路，延缓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使历史倒退；在抗日战争中，它削弱了抗日的力量，使国共两党和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付出了不应付出的过大的代价。
国共之间的战争早已结束，一切爱国者都希望结束两党的对峙，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何应钦生前囿于一党之私及个人之意识，不肯放弃早被实践证明的既违背时代，也违背人心的反共政治信仰。把“爱国”等同于反共，这是他及其同类人物的历史悲剧，也是国民党制造的我们民族在20世纪的一大悲剧。
制造历史悲剧的人物，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结束历史悲剧的人物，终将成为历史上的英雄。
何应钦对权势的依附性和他的权势欲之间的矛盾，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他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上。
他处理蒋何关系以求得利禄权位和求得心理平衡之术，不惟令一般人困惑，就连国民党官场中人也称玄道妙。蒋何关系，虽有波折和裂痕，却能善始善终，还延续及蒋介石的继承人蒋经国。这除了蒋介石的治人驭势之术使何应钦畏服外，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因素，是何应钦对权势的崇拜和依附。
权力崇拜，是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何应钦身上所形成的自主意识与非自主意识凝聚的深厚积淀。它曾表现为对清王朝的忠顺，以求报效之途；又表现为对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追随及毫不掩饰的揽权、争权、弄权。他在内讧中失败以后，失意中得蒋介石赏识，从此附翼而飞，惟蒋之命是听，为的是得到权力的荫庇和赐予；一旦有了适当的权力后，也希望跻身于更高层次的权力角逐中去，甚至不排除某些时候萌生觊觎最高统治权位的奢望。何应钦有一切权力崇拜者的共性——权势胁迫下的恭顺，但他却又能在恭顺与自主之间选择较适度的平衡点。在攫取权力的路上，蒋介石企图当一名中国历史的驭手，而何应钦所极力争取的，只不过是当负载这驭手的千里马；蒋追求的是独裁者的至尊，何企求的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这一格局稍有破坏，冲突便会爆发。
对于何蒋初结生死之交及尔后漫长时日的个性反差，并不是此前那些非历史的而又为人所熟知的概念化的东西所能说明。他为了投蒋所好，而使自己在年轻时暴露出来的某些会与之发生碰撞的性格压抑、变形、萎缩，而将那些为蒋所喜欢、与之能共处的个性加以发展、强化。何、蒋在反共问题上是志同道合的，但在国民党内部，积极反共者未必都能与蒋相安无事。这便反证了何应钦有非同一般的扬长避短的自我设计和自制能力。
何应钦在其主要军政生涯中，几乎都是作为蒋介石的陪衬和得心应手的工具而存在。
在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表现了娴熟狡诈的政治手腕，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而何应钦却对政治“迟钝”，显得“四平八稳”；蒋介石自恃富于思想、主义和理论，善于用革命的辞藻哗众取宠，而何应钦却不善辞令，长于“以身作则”。这些都使他们的“领导形象”形成互补，因而能在实践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