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初，一项对民营电视公司非常重要的新政开始实施——《关于实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准入制度的实施细则（试行）》。很多人说，这是个好消息，那只掐着民营电视公司喉咙的手终于要放开了。然而坏消息是，这个好消息只是亮了一下相，就很快被淹没在中国电视那一整年的大风大浪之中。这一年，华娱电视成为了首个落地的境外电视台，而星空卫视、凤凰卫视资讯台被允许在内地有限落地播出；这一年，国内的广电集团达到了13个，中国电视广告收入正式进入250亿俱乐部；这一年，央视建成了全国第一家高清晰度电视制作演播室；这一年，被嚼滥了的“脱口秀”成为了电视台同质竞争的炮灰；同样是这一年，新节目的突起并不亚于老节目的衰落。《新周刊》评论说，2002年中国电视酷似一场大秀。
李静对着镜子，最后整理了一下头发，准备上场。她为这场“秀”准备太久了，那就是《超级访问》开播一周年特别节目。直到上台前她也还是说不清，那时候的他们究竟适不适合停下来稍作总结。她只是看了戴军的新书，一本叫作《戴头戴脑》的杂文集，便决定为自己的搭档和这个节目留下点什么，又或许她只是想为自己留下点什么。几周前，她终于也坐过了嘉宾的椅子，才发现坐到那个位置上真的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一次，要坐过去的是戴军。而她要给他一个礼物。
节目组把戴军在深圳打工的经历拍成了一个TV。画面中闪过深圳东门的长途汽车站，电子工厂的流水线，潮湿难耐的宿舍，以及他的第一个舞台，海豚乐园。在那里他遇到了两只小海豚，叮叮和当当，他不仅要负责海豚的训练与表演，还要负责给它们换水。当时一个水池差不多要投6吨盐，而一包盐是100公斤，都是戴军和工友们一包一包地往里扛。舅舅到深圳去看他，指着他问：“你们这儿有叫戴军的吗？”仅仅两个月不见，他就变得又黑又瘦，连舅舅也没认出来。1989年，他们带上两只海豚去北京表演，没想到第一天，一条海豚受了凉得了肺炎，在午夜死了。另一条也被感染，死在了第二天晚上。戴军在自己的书中写道：“那天是六月二十四日，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我扑在床上，大哭了一个晚上，为海豚也为我自己。”
后来，两只海豚被送给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做标本，戴军每年都会抽时间去那里看看它们。有一天，当他再次来到博物馆，却发现角落里的海豚不见了。他找到馆里的服务人员询问，却被告知那两个海豚标本当初做得不是很好，已经烂了，就撤展了。“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在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戴军说。李静在节目中脱口而出：“就是那句话嘛，生命本不值钱。”这话就出自《戴头戴脑》，原句是“我是个‘野孩子’，生命本不值钱。”李静第一次读到这句话便是心中一颤，她多少有些明白了戴军脸上那灿烂的傻笑，是经历了多少无助之后的豁达。不知是谁说过，“我承认身后的阴影，是因为我正面对阳光。”
李静要帮戴军找到海豚。她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办成这件事，而且一定不能提前让戴军知道。于是，当节目现场开始播放李静和编导在自然博物馆上蹿下跳寻找海豚踪迹的镜头时，戴军彻底傻眼了。他没想到，有人会为了他那微不足道的个人情结去忙活，而这个人正是自己的搭档。终于，通过当年制作标本的人，李静在博物馆的一个仓库中找到了其中的一只海豚，当当。她站在小小的海豚旁边，对着镜头说：“戴军我找到了，你的好朋友当当。”她摸了摸当当的脊背，一如在抚摸一只有温度的小生命。“拍张照给你带回去搁在床头好不好？”李静用哄小孩的语气说着，“还有你看这是什么？一张全年的免票，是馆长亲自给你的，他说你什么时候想到这里来看当当都可以。”李静从头到尾都是笑着的，她想，这是一个开心的过程呀，但最后她还是没忍住在现场流下了眼泪。“喜欢吗？”“喜欢。”戴军点点头，“不但有海豚还有野猪和野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