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
他同情地说：“我陪你进去，再看看，你知道，照片，有时候会走样。”
我一阵内疚和难受，就把真相托盘而出，说自己只是在认领一个萍水相逢的外地女子。
听我说完原委，他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反而说：“哦，这样啊，那我放心了。昨天见你在桥上发呆，我还怕你想不开，交代同事盯住你。对，你做的对，平城人，就要有良心。我也会帮你留意一下。”
这时，辨认照片的人越来越多，报刊、电视台的记者摄像都来了。我被迫再次巡视那些照片，看是否自己遗漏了什么信息。看着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生活在此展现了非常狰狞的一面，命运的残酷、生命的渺小和脆弱都让人惊心动魄。
一位穿黑裙的圆脸姑娘把剩茶泼在花圃里。她是事故处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看出她故意在那儿停了一下，因为办公室里响起新一轮的哭声和惊天动地的哀嚎。
不能说她是给吓住了，只能说她的神经要崩溃了。她懊恼地张着嘴，愣愣地透过窗户，望着我，我脸上也有同样胆怯的表情。
办公室内有个女交警唤着她的名字，她急忙闪身进来，出去，一会又提着簸萁和铲子进来，清理污物。又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把家属转移到隔壁的卫生所，他们在门口站了一会，表情沉重，眼圈红红的，嗓子嘶哑。
我对那个黑裙姑娘很好奇，她的脸上写着震惊和恐惧，还有一丝很不情愿，类似胆怯、厌恶的内容，这使她的身份很模糊。
我的意思不是说她缺乏同情心，我想，除非工作需要，也没有人愿意泡在这里，去感受别人那种难以言喻的哀痛吧。我知道很多人看了事故报道都很难受，也有很多志愿者愿意对罹难者家属们伸出援手，但这并不能由此来苛求前一种人，比如这个姑娘，她宁愿回避，而不愿面对这种生死离别的场面。毕竟，在如此悲惨的景象面前，大家都无回天之力。
一对中年夫妻在亲友们浩浩荡荡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妻子几乎是给人搀进来的。亲友们大多是年轻人，脸上表情各异，有心存侥幸的，有内心担忧的，有故作轻松的，有目光惊惶的。他们来找一个小女孩，确切地说，他们希望找不到这个女孩子。
我怔怔地看着这位父亲，想起了车上那个背书包的小姑娘，她对单身女郎说，“姐姐，你长得好漂亮。”父女俩的单眼睑如出一辙。
我问他们，小姑娘是不是背着一个土黄色的书包。大家都惊惶地望着我。我忽然后悔了。我干嘛要充当这个角色？他们的一生可能就被我的这个消息所改变。
做母亲的脸色惨白，她看我的眼神居然有一些憎恨和厌恶。她皱着眉：“你是哪个？”
父亲理智还清醒，对我说了句：“抱歉”。
我呐呐地说自己是公共车上的最后一位目击者。
工作人员也提心掉胆地望着我，所有人都在愣愣地望着我，这个房间失去了的重心，忽然全都压在我的身上。
“我好像记得，有一个小妹妹，她背着个黄色的双肩书包，讲平城话，”我的声音低下去，硬着头皮，艰难地说：“她梳一个马尾辫。”
亲友团顿时有人哭出声来，母亲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看着我，憎恶地问：
“你是哪个？”
两秒钟之后，场面混乱，母亲晕倒，亲友们乱成一团，丈夫扔下妻子，捂着头蹲下去，工作人员都从桌子后面站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