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从港台地区走私来的高科技日用消费品开始充斥内地的大街小巷，墨镜和喇叭裤构成的新生活方式，冲击着革命时代的生活信念和规则。在这些走私品中，便携式收录两用机和廉价的录音磁带，是必不可少的构件。这些由现代科技支持的消费品，发动了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声音走私”行动。它们携带着台湾歌星邓丽君喘息般的“气声”，席卷红色中国。
大鬓角飞机头发型、墨镜、喇叭裤、格子衬衫、三节头皮鞋和四喇叭收录机，这些是叛逆倾向的所谓“不良青年”的全副“行头”。他们斜提着收录机，吹着不成调的口哨，招摇过市，一路惹来道德纯洁的市民的白眼。这一情境，构成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镇的文化奇观。
收录机，一个革命性的声音装置。仿佛是从国家广播电台脱落下来的、小型便携式的、自主的声音发生器。它不只是一个对中心声源发出的声波的接收器，而且同时还是自主的声音制作装置。便于携带而且可以自行播放录音带，甚至自行录制声音制品。由于它的出现和普及，声音生产的自主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录音磁带便于携带，可以随时录放，打破了电台声音的神秘性。而其可以擦洗和重复录制的功能，则使得声音成为一种普通的、可以自由修改的事物，电台声音的永恒神圣性被打破。在此过程中，公众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只是声音的接受者和消费者，同时还是声音的生产者。于是，国家机构的声源垄断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家意识形态精心建构起来的革命的声音神殿开始出现了裂隙，国家电台的声音神学中心主义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