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媒体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文明人的服装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没有服装的包裹和掩饰，人的身体虽未必会因之消亡，但无疑很难被视作“文明人”。现代媒体的出现，并未改变国家的主权形态，但却改变了国家意志的存在方式。
古代国家君王的权力意志是通过对国土和臣民的身体的支配而得以实现的，君王的外表、服饰、居住建筑等权力要素，均有严格的规定。但这些权力却很难以声音形态存在。当然，声音也能彰显君王的威权，如以武士喝道或鸣锣开道，来提示君王的位置和增加君王的威严，传达君王之权力意志，或者通过对帝国音乐体系的意识形态控制，来实现声音的国家化。尽管常常有来自民间的声音骚乱（如野老村夫的调笑淫声或讽刺歌谣），但在官方知识分子的审定和整理下，也基本上能够纳入既定的声音秩序中，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人声叫喊和乐器演奏，这是国家声音的初始形态。但这种自然状态的声音在强度、传播范围和持续时间等方面，均有很大的限制。而媒体的现代性革命，首先来自声音形态的革命。无线电广播改变了现代国家的存在形态。国家，不再只是以地理广度、人群密度等的有形存在，而且具有了“声音”形态。
无线电广播，一个可以将声音放大、存储并迅速扩散的物理装置。其声音发生源可以由国家机构所控制，声音由国家广播电台编辑和发布，并将声波转化为电波，在传播的速度和距离方面均得到极度的强化。其终端为一个小型的接收器，即老百姓称之为“话匣子”的收音机，将无线电波还原为声波。而在群众聚集的场所，则可以安置一个扩音装置——高音喇叭。电台可以无休止地反复播送声音，作用到受众的听觉器官，形成条件反射。我们可以在20世纪大半个世纪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乡间、在城市，在咖啡店、茶馆、广场、工地、教室……任何一个公共场所，收音机或高音喇叭发布着时事新闻、政府公告、主流音乐，乃至国家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和标准正点时间。这一切都是典型的现代国家理性的必不可少的构件。对资讯的标准化和统一管理，乃是建构现代国家神话的基本条件之一。公众聚集并倾听，他们接受这些信息，并产生程度不等的共鸣。公众仿佛是无数个有机的“共鸣箱”。 “广播电台—收音机—听众”，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声音装置，将国家理性与公众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