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广场：对广度的焦虑］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城市集中进行广场建设，这是新中国城市建设的关键一步。差不多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一个中心广场，它们格局和功能一律是对首都的中心广场的直接模拟，因此，它们看上去都酷肖天安门广场。这些广场主要功能是政治性的，用来举行重大的政治活动——大规模的官方政治集会和节日庆典。在这些广场的北面正中，则一律是城市的首脑机关大厦或者检阅台。广场的政治化结构和功能，在全国各级城市得以复制。
如果说，50年代的广场显示城市营造方面的“政治挂帅”的原则，那么，90年代的广场营造，表现出来的则是“现代性”欲望在广度方面的追求。在许多中小型城市都建有超大规模的广场（如青岛市的五四广场和大连市的海星广场）。这些广场占地辽阔，大而无当，几乎丧失了任何实用性。其唯一价值就是用来作为城市营造在广度上的象征性符号，大肆夸耀。
尽管上海依然难以摆脱“摊大饼”式的巨型城市的模式，但它还是不能成为城市在广度上的样板。广场，这一城市广度符号，对于上海来说则显得形象暧昧。它曾经是一处巨大的欲望发泄的跑马场，在50年代的广场改造运动中，它毫无例外地被改造成公众集会的中心。90年代，它再一次地被改造为花园广场。广场的政治性功能正在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其明显的休闲功能。休闲，是“后现代”市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90年代以来政府大力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国家不仅通过其舆论机器公开倡导休闲文化，同时，也为实现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型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人民广场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这些变化，成为9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软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
上海市对人民广场的改造是意味深长。它首先标志着城市空间意识的转变，同时也表明，城市营造的现代性规则正在改变。宏大的广度叙事被细小的和一定程度上私密化的碎片拼接叙事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