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 3 月，中央电视台首次派人到我们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最前线日内瓦采访。岩松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采访，到今年，我和岩松认识整整 20 年。这 20 年我也和岩松成了忘年之交。能成为忘年之交，说明我们总有些共同之处。我俩虽然差了 25 岁，不算是一代人，但是我们确实经历过很多相同的事儿，也都吃过很多苦，我还挨过饿，所以我们有很多一样的人生经历，使我们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常常产生共鸣，形成一致的看法。
我和岩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我们都是从非常遥远的小地方来的。岩松是从呼伦贝尔一个小镇过来的，我是从贵州的山里面走出来的。我们一定都受过很多委屈，受过很多“歧视”，这可能激发了我们以双倍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说起来很巧，我们的一些经历简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白岩松告诉我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上镜的时候，他的“处女秀”穿的是借来的一套高级西装，这也使我想到我的关于西装的往事。
1978 年前后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当时国内做的衣服都是中山装。1980 年开始，我到联合国任职，成为联合国的官员，我不能再穿中山装了，得穿西装，但是我当时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是不知道抱怨的，怎么办？到联合国上班总不能穿中山装去吧？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我也从没跟人家讲过，我到联合国上班的前半年穿的西装是在纽约的地摊上买的。我还记得那是一身咖啡色的西装，穿着很不合身，我现在还留着一些那时候的照片。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没有，我以后再也不穿咖啡色的西装，那时的记忆让我觉得我穿那个颜色太难看。
作为一个记者，岩松有敏锐的观察力，后来他跟我说，在日内瓦时，他注意到后来我参与的谈判非常多，每一次谈判回来都要把西装好好地打理打理，生怕有褶皱。其实我是个并不在意生活细节的人，但西装太少，在外国人面前是绝不能丢人的。
有一次回国，吴仪部长看见我老穿一身西装，就打电话给天津的外经贸委主任，把他请到北京，部长当面跟他讲，天津和皮尔?卡丹合资了一个西装厂，你给龙部长做两身西装，这是“工作服”，我当时挺感动的。所以岩松第一次上镜的西装是借来的，我到联合国工作穿的西装是地摊买的，这事儿现在年轻人想都不能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