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39年秋天，当时“二战”激战正酣，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两个人闲聊的时候说起一则八卦消息：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是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反驳他说，这种行为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这种争论本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却非常生气，他们本来是好基友，但是从此之后，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割袍断交了。五年之后，马尔康姆已经离开英国，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上服役，这时候他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了解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生气。在那封信里维特根斯坦是这么回忆他们的争论的，他说：“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我对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印象极其深刻。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毫无门槛地接触到各种各样抽象的、玄奥的哲学理论和莫测高深的超级概念，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那些“危险的语句”。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如果人们非但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地分析，反而借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止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
除了要警惕超级概念的滥用，还要警惕政治语言、军事语言以及网络语言的滥用，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着各种各样暴力的语言。暴力的语言、粗糙的语言必然会导致暴力的思维、粗糙的思维。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的零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命的第一步，观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现在语言和表达上。还是奥威尔的原话：抵制不良英语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止是职业作家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么同样，在我看来，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的情感。
在谈完理念的力量、语言的腐败之后，最后我想谈一下情感的教育。
我笃信理念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理念是万能的。大卫·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的事实，哪怕你费尽口舌，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去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你仍然无法真正地说服他或者改变他。
有一个道德心理学家叫乔纳森·海特，他在《正义之心》中指出，我们大脑存在类似于照相机的暴光反应，它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识为好的、坏的、喜欢、厌恶的。这种暴光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迅捷，这个过程只有200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秒有1000毫秒，你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过程。换言之，当你看到俞敏洪老师的时候，你立刻产生了好感，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寻找为什么喜欢他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情感的一个慢动作，理性是情感的马后炮，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