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璋本回国后到清华大学理论力学教研组工作。文章中说到由于长期生活在美国开放的制度下，回国后对这也保密，那也保密不适应，有牢骚。1957年7月，《人民日报》高调反右已经有一个月了（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反右斗争”的开始）。那时“工人阶级说话了”，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右派，有意见的人们很识相地噤声。此时，不知徐璋本先生是怎么想的，他公开声明要组建劳动党，而且发布：（一）《登记启示》；（二）《劳动党发起宣言》；（三）《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阐明其组织劳动党的意义，邀请人们加入这个以“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公享社会”为目的的政党，并按照法律规定向政府注册登记。他还公开地批评马克思主义，要求当局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认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
真如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巨大反响。清华大学从书记校长蒋南翔起到系、教研室都以最激烈的言辞批判徐璋本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是，把他作为罪犯逮捕法办。这就是徐璋本进监狱之前的状况，与狱中传说无大差异，唯一的差异是他没有要与毛主席竞选国家主席。
离开一监之后的徐璋本，网上有与他同在河北省劳改场一起劳改的严昌先生的介绍，从中可见1969年之后徐璋本的生活更加狼狈，其处境更加艰难。因为他坚持不肯认罪，常受到他那个年纪的老人不应该受到的侮辱。监狱的职责在于关押犯人、管理好被法院判刑的人犯。但中国监狱的别名是“劳改场”，这说明它还附有改造犯人思想的功能。但改造的前提是被改造的对象得认罪、表明自己需要改造；如果改造不认罪，就失去了这个前提。监狱方面为了实现自己“改造人犯”的职责，就要想尽方法迫使其认罪。其实监狱所承担“改造”这个职责值得反思。如果对于因为好逸恶劳、放纵情欲、伤害他人的刑事罪犯要帮助他们认识自己错误和罪责、改造其原有的思想意识，建立新的人生观还有必要的，而对于那些由于政治思想、政治主张而陷入监牢者也像对待刑事犯罪者一味地强调“改造”就不一定适当。
监狱方面的改造工作所采取的最一般的方法是不断地搞认罪服法活动。“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到了强迫犯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徐璋本是属于“右派反革命分子”，其“罪行”主要是与当局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他并未觉得这些想法有错（徐的宣言中许多涉及的是学术问题，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有见地的，希特勒在德国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的，这些根本不能用法律判断其是非），如果徐璋本要保持自己正直的人格，他也不能认罪。罗昌写道：“徐璋本在每晚必开的小组会上，凡轮到他发言，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他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的发言的最大逻辑性就是回避对自己‘罪行’的认同。徐璋本是绝顶聪明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从不在任何场合从他自己的嘴里涉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说深说浅都是很危险的”。而在当时，不认罪本身就是罪上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