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大老婆将酒菜端上桌,战战兢兢地给丈夫斟酒,赵老大喝完三杯之后,“砰”的一声枪响,陈恩元便将赵老大毙了。
陈恩元回到桂林城里,知道此事干系重大,立即打电报到南宁,向总部参谋长叶琪报告,说桂林发生巨案,请叶总长即到桂林坐镇处理。
总参谋长叶琪外号“叶矮子”,为人精明强悍,时已奉白崇禧之命主管全省清乡剿匪工作。他接到陈恩元这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电报,不知桂林到底发生了什么巨案,因此不敢怠慢,星夜驰赴桂林。叶琪到了桂林,陈恩元即向其报告枪决赵老大之经过,并出示赵老大在清乡令下达半月之后仍为匪抢劫的罪证,听从叶琪处理。叶琪知陈恩元捅了马蜂窝,把事情搞到白副总司令的头上了,即使不被军法从事,恐怕也要撤职罢官,他如何敢擅自处理?便又即赶回南宁,向副总司令白崇禧报告,由他亲自裁决。
白崇禧听了叶琪的报告,一声不吭,随即便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去了。叶琪听到房间里传出一阵阵哀痛的抽泣声,他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了,便在门外肃立着,听候白崇禧对陈恩元严处的指示。
等了好一会儿,房间里才传出白崇禧的话来:
“翠微(叶琪字翠微),回去吧,没你的事了!”
叶琪仍不放心地问道:“那……陈恩元的事?”
“清乡令是我亲自下达的,陈是奉命行事,且老大犯罪证据确凿,不杀,今后军令政令如何贯彻执行?”白崇禧说罢,“唉——”地哀叹了一声,又是一阵抽泣。
白崇禧铁腕剿匪,不数月间,便肃清了广西历年的匪患,全省社会治安良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在广西旅行半个月,深有所感,他说:
“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们作长途旅行,半夜后在最荒凉的江岸边泊船,点起火把来游岩洞,惊起茅棚里的贫民,但船家客人都感觉不到一毫危险。汽车路上,有山坡之处,往往可见一个灰布少年,拿着枪杆,站在山上守卫。这不是军士,只是民团的团员在那儿担任守卫的。”
胡适先生还说:“广西本来颇多匪祸,全省岩洞最多,最容易窝藏盗匪。有人对我说,广西人从前种田的要背着枪下田,牧牛的要背着枪赶牛。近年盗匪肃清,最大原因在于政治清明,县长不敢不认真做事,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实行,清乡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较优秀分子又往往受过军事的训练,政府把旧式枪械发给民团,人民有了组织,又有武器,所以有自卫的能力。广西诸领袖常说他们的“三自政策”——自卫,自给,自治。现在至少可以说是已做到了人民自卫的一层。我们所见的广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筑在人民的自卫力之上的。”
《大公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胡政之先生在广西考察访问之后,写下他的观感:
“广西向来多匪,山深林密,素来难治,现在却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本意想从桂林到全州,过黄沙河,经湖南永州、祁阳转长沙汉口北旋。因为连天大雨,汽车到了大路江口。水涨桥折,不能到达湘边。不得已折回桂林,再往柳州,迄夜晚九时方始到柳。第二天上午四点便起身上车,当晚九时赶到梧州。这两天行驶将近三千里的汽车路,以孤车在黑暗中翻山越岭,如履坦途,非治安特别良好,何敢如此冒险?”
胡政之先生还应邀到白崇禧家做客,“得窥他的私生活,其简单朴实,比我辈穷书生有过之无不及,这实在是广西改革政治易于推行的一大原因”。胡政之先生采访广西普通民众,“人民之言曰‘吾省之官吏皆努力而诚实,其中多有一贫似吾辈者,彼等绝无赌博浪费贪污等弊,且早起早眠,清晨七点半即在办公室矣’”。经过认真的调查,胡政之先生认为“这些话都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