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平定南赣诸匪后，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月发布《告谕》（《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以教化当地百姓。王阳明指示，南安、赣州两府要以“十家牌法”为单位，将此告谕文书派发给各户百姓。同时，当地官府可以选拔有识之士或素有威望之人协助官府教化百姓。
此告谕文指出，匪乱平定之后，应严防民风再次流于颓靡。同时，王阳明还详述了日常行事应遵照的具体规范：
民居丧不得用鼓乐。
为佛事，竭赀分帛，费财于无用之地，而俭于至亲之身，投之水火，亦独何心！
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
嫁娶之家，丰俭称赀，不得计论聘财妆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
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师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
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
凡此皆靡费无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
王阳明下令，若有人违反此规定，不仅要惩戒百姓，还要追究官员教化不利之罪。因此，此告谕文最后写道：“至于孝亲敬长、守身奉法、讲信修睦、息讼罢争之类，已尝屡有告示，恳切开谕。尔民其听吾诲尔，益敦毋怠！”
为能有效教化民众，王阳明于同年告谕南赣下辖各县百姓，督促建立社学（地方官奉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王阳明认为，端正民风应先从孩童抓起。
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创建社学。诏文写道：“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朱元璋认为，各地乡村皆应建立学校，招收十三至十九岁的孩童入学。后来，清朝政府沿用了该项制度。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很多地方已经废除了社学。为了重振社学，王阳明投入了大量心血。他聘请名师，教授学童诗歌、礼仪。此后，很多孩童在街上遇见官员皆会合手施礼。当地百姓受此影响，人人礼让谦和，吟诗诵歌之声不绝于耳，社会风气大有改观。
正德十三年四月，王阳明特作《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简称《训蒙大意》，《传习录》中卷）赠予社学教师刘伯颂等人。文中，王阳明介绍了一套自己总结出来的儿童教育方法。
刘伯颂其人，生平不详。日本学者佐藤一斋先生认为，他并不是王阳明的弟子，很可能是来南赣向王阳明求教的一名学者。王阳明在《训蒙大意》中，总结出儿童教育应遵循的主旨，详细论述了初等教育的理论方法。此后，王阳明又作《教约》，对授课方法、辅导要领、课程安排等内容都做了详尽阐述。
现将《训蒙大意》全文附上，以备读者研读：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辞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从《训蒙大意》第一段内容可知，王阳明与其他儒者一样，同为传统主义者，信奉先贤之言，并认为，教育就是要传授做人的道理，即人伦纲常。王阳明认为，后世为师者多拘泥于记诵辞章，而忽略了教育的真正目的，人伦教育才是儿童启蒙教育的重中之重。王阳明指出，很多沽名钓誉之辈凭借诗文来博取声名，如此功利式的教育十分令人担忧。
在这一段中，王阳明提出，歌诗、习礼、读书是授课的主要内容。其中，王阳明尤为重视歌诗。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歌咏诗文为不合时宜之举。对此，王阳明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此种见解既狭隘又世俗，这些人并未深刻理解古代先贤的教育思想。王阳明极为重视歌诗、习礼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他甚至认为，此二事比读书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