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福冈市的《Topics九州》杂志社向我约稿，委托我撰写有关王阳明生平的连载。王阳明是明朝大儒，在所有儒学大家中最推崇“真切体认”之学，再加上我当时也想向读者介绍一下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哲学思想，所以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但很不幸的是，两年之后这家杂志停刊了，我的连载也被迫停止。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打算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向日本读者介绍王阳明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作为一名儒学家，王阳明经历了别人未曾经历的困难——其一生简直可以用波澜壮阔一词来形容，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才总结出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
我希望读者能够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身上都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阳明思想的精髓,并以此约束自己的品行，那我将不胜荣幸。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在杂志停刊后我没有停笔，而是继续撰写王阳明传记。
早在三十岁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体认之学”的重要性。当时我读了一些阳明学的著作和《明儒学案》，发现明末诸儒都是通过真切体认之学悟得深刻的哲学思想的。他们挺身赴国难的事迹以及严格约束自身行为的态度，都让我深受感动，甚至一度落泪。
我们这些研究东方哲学思想的人，如果不去了解先哲们的生涯，不去体验他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东方哲学思想区别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特点，所做的学问也就无法变成“活学”。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方法更是在我心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但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发现通过普通的学术论文，很难将先哲们的思想充分表述出来。
“二战”之后，我原本打算总体介绍朱子的生涯和哲学思想，并且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却专心致力于研究明末阳明学者和朱子学者等。五十岁时，因为劳累过度，不幸得病，恰在此时，恩师楠本正继先生仙逝，心中不胜悲痛。五十六岁时，大病终愈的我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教。
在美授业期间，了解到欧美学者与日本学者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方法上的异同，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之特色，实乃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归国后不久，学生运动爆发，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从九州大学退休之后，随即来到一所私立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经常出席海外的学术会议，繁忙至极。在诸事烦扰之下，终日萦绕心头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工作也变得难以进行。
从私立大学离任之后，虽想尽快完成《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但周边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进度迟缓。在此期间，我联系浙江省社科院，和研究阳明思想的中国学者一起，多次踏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四川和福建等与王阳明有关的遗迹，这一行动对我进一步研究阳明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八十三岁时，我对王阳明遗迹进行了第四次踏访调查。在1992年4至5月的四十多天的时间里，踏访了很多过去未曾涉足的遗迹遗址。王阳明病逝于江西青龙铺（今江西省大余县青龙镇）章江的扁舟之中。当我站在章江岸边，遥想王阳明当时的心境，一度哽咽。那种感动，终生难忘。
从中国回来后，继续《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创作，但受身边诸事干扰，进展依然缓慢。后来患上眼疾，读书执笔日趋不便，借助放大镜，坚持写完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此后便难以为继了。“致良知”说代表了王阳明晚年最成熟的思想，而我却不能执笔撰写这一章节，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在著述《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过程中，太宰府市的森山文彦一直帮我打字，为该书的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将原先拟好的提纲交给他，请求他代笔。他非常了解我的心情，所以就爽快地答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