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天，丁平很想跟朋友合伙，在海南东方县的一个村庄里租100亩地种西瓜，但一个困难横在眼前：资金从何而来？我和丁炳昌商量后，拿出了自己的积蓄：5万元，又向两个朋友借了15万元，一起交给了丁平。他在接这笔钱时战战兢兢，双手都在发颤，因为他知道，接过去的是父母亲的全部，是父母重得他难以承受的爱和期望。
过了两个星期，我忍不住了，驱车去东方县看儿子。
汽车行驶了5个多小时，终于在海南西南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竹棚，那就是丁平的西瓜营地。打着赤脚、晒得黑不溜秋的丁平与民工们正在吃饭，大粗碗里只有糙米饭及几片葫芦瓜。
“小丁，小丁，你妈妈来了！”民工们喊着，哄笑着，丁平看到妈妈竟然脸红了，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临走，我悄悄塞给他两包牛肉干，两包饼干。他笑了，笑得很灿烂：“妈妈，你怎么知道我正馋这个？”“哼，我还不知道你！”
不知为什么，回海口的路上，一件久远的往事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还在大学时代，我参加上海北新泾公社的四清运动，其时农村的生活还很艰苦，母亲赶了远路来看我，带来了一斤饼干，被我生硬地推开。
“妈，你快走，以后不要再来，更不要带吃的，被别人看到了，要说我怕苦怕累！我正在争取入党呢，你别捣乱！”
母亲被女儿责备和驱赶，像犯了罪一样，垂头丧气地、眼泪汪汪地走了，没有喝一口水，没有歇一下脚，没有来得及聊一句家常。
目送母亲佝偻的背影、蹒跚的脚步渐行渐远，突然间，我心里又很难过，一丝惆怅在胸中弥漫、扩散，几乎塞满了整个胸膛。我忍不住紧追上去，抱住她的双肩说：“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一路上，我在想，幸亏那个极左的年代、那些极左的观念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它竟然像毒品一样能腐蚀人的本性，让原本是普天下最自然、最纯洁、最深厚的母子（女）之情变质，变味，变成冷血，变成对立，真是太可怕了！
也许命中注定，我们家的劫难还没有过完，年底，刚结出瓜蕾，丁平的瓜田得了枯萎病，100多亩西瓜几乎全军覆没，核算下来，亏了16万元。
他不敢回家，也不愿回家。我赶去东方县，西瓜营地已经人去棚空，只剩两三个人守着破抽水机、破床板。
丁平脸色灰暗，嗓音嘶哑：“妈妈，你别骂我，我把最后一点儿钱给民工发了工资——他们比我们更可怜。”
我说：“好儿子，做得对！先做人，后做事！我为你骄傲！”
“真的？可是，我亏光了……我不知道拿什么来偿还你和爸爸……”
“傻儿子，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不需要你偿还，只担心你一蹶不振。但你没有，你勇敢地承担了失败，承担了损失，像个男子汉。真的，我们为你骄傲！”
现在，丁平已成家立业，他的太太是个台湾女孩，夫妇俩自己也已经为人父、为人母，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全家并已搬迁到上海工作与居住。几乎每个周末，全家会开着车来南汇看望我们，一下车，两个小孙女就像蝴蝶一样飞到我们跟前，小手里捧着自己做的风车、或者画的画：“爷爷、奶奶，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
已经在深圳工作的丁安，也会时不时打电话回来：“妈，我给你和爸买了健胃的保健品，替哥买了一本书很有意思的书《苹果哲学》，很快寄去喔！”“妈，我刚发了一篇论文到你邮箱里，你帮我看看，怎么修改好？”
当一个名记者，与当一个贤妻良母，我不知道哪个角色的分量更重？也难以回答哪个角色更幸福？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再放弃我的丈夫和儿子，任何时候都不会，即使再给我一百个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