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里，是哲学系“一支笔、一张嘴的标本”，对于一般的男生是绝对看不上的。因此，当穿着一身农村家织土布衣衫的丁炳昌，静悄悄地出现在我们班上时，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甚至很久都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他是“留级”留下来的——得了伤寒症休学两年。他是那么沉默寡言，那么毫不起眼，却又那么高傲，对班上的几个女生看都不看一眼。
但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态度。
炎热的天气，沉闷的会场。那是1964年盛夏，上海市宝山县杨行公社一个简陋的大礼堂里，密密麻麻坐着200多名“四清工作队员”——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员工。杨行公社为期半年的“四清运动”业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圆满的“句号”就是今天的总结大会。先后有5名事先指定的“模范四清队员”上台介绍了心得体会，可这些“百里挑一”并经过精心准备的发言，显然没有取得系领导希望的效果，所以系党总支书记看看手表又来了个“狗尾续貂”：“唔，时间还早嘛，看还有哪位也想上来说说？”
静场。这是理所当然的。明明是一场事先“导演”好的戏，“观众演员”们只求快点儿落下帷幕好回家，谁还会节外生枝去出那个风头？
偏偏有一个声音在静场中响起：“我来讲几句。”来自后排，很沉静的，很悠闲的，绝无前几位的慷慨激昂，倒有几分在小沙龙上即兴发言的味道。在全场不无惊异的目光中，一个面目清秀、身材瘦长而挺拔的学生不慌不忙地走上了台，这就是那位乡下哥儿丁炳昌。他手中没有一个字的讲稿，在话筒前一站就开始娓娓而谈，声音平和语调流畅，犹如在作内心的独白，讲话中既有生动的事例，又有严肃的思考，还有耐人寻思的提问，与会者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一会儿一个个捧腹大笑，一会儿又全场鸦雀无声。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了近一个小时，等他“谢幕”走下讲台时，热烈的掌声响彻礼堂。
从此，这个农家子弟便进入了我的视线，我关注的目光经常悄悄地追踪着他的身影——清瘦、颀长、温文尔雅。到他寝室，常见他坐在公用的桌子旁看书，房间里再喧闹也不会影响到他，沉静自若的气质仿佛与生俱来。有一次，我在楼下的篮球场上看到他，他打得不算好，但无论是得分或者失误，总是那么淡然一笑，从他清秀的脸上，闪现出一种智慧、理智、宁静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