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寒风中抖动,成了我每天面对…

半个月后,开始化疗。看我体质那么好,医生就按第一方案上了很猛烈的化疗药——阿霉素等,一小瓶红色的,一小瓶蓝色的。我的感觉就像一条毒蛇在我的血管里游动:从手背游动到肩膀,整条左臂胀痛且麻木了。输完液两个多小时,突然间一阵剧烈的恶心从胃部翻腾至喉咙口,来势之汹一时间连气也喘不上来,紧接着是喷发式的呕吐,一而再,再而三,迅速就接近休克。

这期间医生给了止吐药,打了止吐针,效果为零。最后院领导也来了,说:上枢复宁吧。枢复宁是一种进口药,国内还生产不了,190多元一粒,请示报社能不能用,答复是:有什么好药快用,请院方不惜代价抢救我们这位名记者。

从第二天起,不仅不能进食,而且闻到食物的气味就呕吐,甚至听到碗筷响也呕吐,以至于陪护我的丁炳昌和妹妹,只能躲到洗手间里吃饭。化疗反应之剧烈出乎医生预料(因人而异),于是就改用较温和的“5FU”。但从此,胃口是彻底破坏了,每餐都成了喝中药,苦不堪言。牙齿渐次全部松动,以致不敢咀嚼,加上持续的腹泻,白血球降到3000以下,体重降到了90斤。死神,在向我呼扇它黑色的翅膀。

一个半月后,刚完成了第二个化疗疗程的我,满头青丝脱落已尽,满脸枯黄和苍老取代了原先的精神奕奕。我弱不经风,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丁炳昌搀扶下绕着病床走两圈,剩下的时间,就是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北国的寒风中抖动,偶尔有一两只鸟儿掠过枝头——这幅定格的画面,是我每天面对的生活内容,也是我唯一跟外面自然界的联系。

“什么时候,我们能离开这里,回到青山绿水的家乡?”呆呆地,望着窗外,我每天都在重复着这个问题。“快了,春暖花开时,我们就能回家。”丁炳昌每次都这样安慰我。

为了让这个“目标”显得真实可信,我们甚至把出院后要做的事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单子:给老父亲祝80大寿,携两个儿子到长江三峡旅游,回阔别了17年的山西浑源县走访老友……当然,还有写书。我们讨论得很热烈、很投入、很动情,单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说着说着,我的眼泪会悄悄地夺眶而出,丁炳昌也会突然间黯然神伤:我俩谁都清楚,这张灿烂的单子在当时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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