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曾国藩与洪秀全的争斗，很大程度上是民心的争夺。谁获得广大百姓的支持，谁就可以得到胜利。太平军从广西出发，经过湖南、湖北打到江苏，一路上有很多的挖煤工人、穷苦百姓加入，说明开始的时候，它有很强的感召力，得到百姓的支持。而曾国藩兵出湖南后，一路上百姓并不支持他。很多地方，百姓看见官兵来了，还给太平军通风报信。1865年，他北上抗捻，发现河南、山东等地的老百姓非常仇视官军，他感到争取民心是当务之急。他说：“凡觇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违。”就是说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首先要看老百姓支持不支持，把民心的作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曾国藩非常重视民心的争取与呵护。湘军是军政合一的军队，后勤有统一的安排，士兵不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所有采购统一有人负责。有一次，一个采购员买了米，不给钱，一直拖着想赖账。卖米的百姓来告状，曾国藩知道了，将有关人等撤职查办，开除出湘军。他行军打仗一个总的思想是不扰民。他提出的“八本”思想，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其中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一直贯穿于他治军的整个过程。
1843年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他就提出“以爱民为第一义”，将之作为治理军队的首要理念，不准官兵骚扰百姓。对于这一理念的施行，他反省说：“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他认为：
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吾辈居官者，与百姓交涉，只有词讼与钱粮两端。钱粮不能无浮收，但不可过于浮勒；词讼不能必听断之公允、曲直之悉当，但不可过于拖累，便算是极好之官。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
国家设置官吏，目的是爱民。因此，一个好官，一个好的统领，必定爱民。不爱民，即使百战百胜，也是造孽；不爱民，即使有位有为，也是罪孽。由于曾国藩的极力维护，主动争取，百姓对湘军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1854年11月，他在上给咸丰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一军所到之处，民间焚香顶祝，夹道欢迎。扎营之地，或送薪米，或送猪羊，蓄发之民，愿为侦探，愿为向导。贼匪虽严刑禁杀，百姓不甚畏忌，犹殷殷输诚于官军。视往年官兵过境，无物可供采办，无人愿为向导，气象为之一变。此民心之可恃者一也。
过去老百姓是支持太平军的，为什么现在转过来支持官军？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是曾国藩的爱民思想与爱民行为，感动了百姓。为了做到行军不扰民，曾国藩制定了《劝诫营官四条》，第一条即是“禁骚扰以安民。”条文规定：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明确禁止骚扰百姓，不准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也不准拆民房修建工事。有一支军队在皖南某镇驻扎，强拆民房门板等盖营房，当地绅士将状子搞到曾国藩那里，他专门派人去调查，事实调查清楚后，给予军事主官严厉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