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经历了中国历史之最痛阶段，即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经历这样的过程，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痛苦与巨大的挑战。国家的命运在改变，个人的命运也会跟着改变。掌握这个国家机器的领导者，如何驾驭这艄在风雨中飘摇不定的破船安全驶出波峰浪谷，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国的特点就是自我封闭，到了清朝，这种自我封闭更加严重。清政府采取海禁措施，“无许片帆入海”，乾隆二十二年才开了一个小口子，允许英国等外国人在广州贸易。这是中国官方允许的对外贸易的开始。但是这种贸易是有严格限制的。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标志清政府闭关政策制度化。嘉庆、道光年间又分别制定了《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进一步规范了闭关政策，使中国与世隔绝，对海外毫无认识，“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统治者闭目塞听，不明世界大势，不知世界潮流之浩浩荡荡向前。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白银内流国。16世纪末年到19世纪二十年代，经吕宋转流到中国的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元。中英间贸易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中国每年出口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给中国送来了大量的白银，于心不甘，就开始向中国干起罪恶的输送鸦片的勾当。鸦片大量输入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国白银由传统的内流国转而为流出国。向中国输送鸦片的最早有葡萄牙、荷兰，接着是英国、美国、俄国。其中以英美为最。开始数量较少，但呈逐年增加之势。“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度，竟达四万零二百箱。总计英国在鸦片战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亿至四亿银元。”（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2007年版第一册第49页）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不断上涨，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对这种情况，曾国藩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但是他没有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虽然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但却是空中楼阁，无法落实。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严禁鸦片。清政府多次禁烟，结果是越禁越多。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烟，狠狠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同时也禁来了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1856年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天津条约》。两个条约，丧权辱国，民族矛盾一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复杂的新形势，曾国藩开始思考国家出路问题。萧一山认为：
曾国藩拼命把满清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持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其实不然。他壮年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之完人。可是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他所标榜的“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也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是以军事政治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萧一山著，东方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曾国藩》第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