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年轻人并不知道，陈独秀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文革”中发生的一般的冤假错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倾史的沉淀物，更涉及中共头30~40年的主宰——联共党及共产国际的历史的大问题。所以，当时以忧国忧民、满怀激情做拨乱反正、推翻了许多冤假错案的胡耀邦总书记，虽然对陈独秀案也给予了同情和关注，并专门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给这位年轻人去了长途电话，表示中央将对陈独秀功过重新评价，询问他们现在的生产状况及要求。参见《张军辉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但是，当他们几次提出简单的要求时，却再也杳无音讯了。于是他们寻求社会的帮助，向廖承志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吁。有一份材料转到了已过八旬的历史见证人郑超麟的手里，于是，郑超麟终于知道了这个隐藏在心中60多年的这个陈独秀“神秘情人”真相，并把记忆碎片黏合起来，提供出更多的故事。
他说：陈独秀这位医生女伴，看来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两人同居要对陈独秀的朋友绝对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个条件。”可是，这个小家庭持续时间也不长，大概只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动前不久（1927年二三月间），陈独秀住到中央宣传部来，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边安慎坊今33号。“我把自己的房间三楼亭子间让给他住，我睡办公室去。陈独秀在这个地方听汇报，约见干部（例如，顾顺章指挥杭州暴动成功到上海来，周恩来就带他来这里同陈独秀见面），遥控暴动战斗，起草《汪陈宣言》，等等。我当时以为他是为了便于指挥暴动才住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谁知那时他是无家可归。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我不知道，但后来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怀旧集》，第229页。
“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其实也不难推测。陈独秀可以向党内同志隐瞒这个情人和这个小家庭，但是难以向这个情人永远隐瞒他的真实身份。在北伐战争轰轰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时，陈独秀为策划并亲自指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天天早出晚归，行踪诡秘，怎能让施芝英放心。即使陈独秀不能告诉她自己的真实身份，也难以说清自己每天的行踪。如果她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知道他干着“造反”“杀头”的最危险的事体，一个热爱生活而没有革命观的女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她哪里知道，情况还不仅如此，这个多情的男子，乃是当局要缉拿的、报纸上天天形容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样，虽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踪，也令女方没有安全感。
就这样，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陈独秀与施芝英分手了。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传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