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中文版封面
这一百多字的叙述，在这次阅读之后，使我醍醐灌顶，有了茅塞顿开之感。这种所谓瞬间的顿开顿悟，不仅仅是说，我相信我找到了马尔克斯那许多打开《百年孤独》之门的钥匙中的给我留的那把，而且，因为这把神秘的钥匙，我在忽然之间，也解开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给我留下的如刺梗喉的关于故事之“假”的久远困惑——那就是他——卡夫卡在写作时，敢于让自己由职员登上皇帝宝座的勇气。这种勇气不光是写作的胆量和能力，更重要的是面对故事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卡夫卡对小说真实性的看法。他在他内心中坚信，作家面对小说的故事时，是“我说是真的它就是真的，而不是你们（读者）说是真的才是真的”。正是这种在小说创作中的“专横跋扈”的精神，显示了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天才，使他成为20世纪世界文坛中最具创造力的作家。
至于格里高尔在一夜梦醒之后的由人为虫，仅是卡夫卡专断地行使了一次自己作为作家对故事王朝封建统治的结果，在让“一天早晨，格里高尔?撒姆沙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之后，卡夫卡相信自己关于“变”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就像皇帝下了一道杀死重臣的谕令，他要看的是将军提着人头上朝的结果，而非追捕、杀人的那个过程。
事情就是这样，卡夫卡在他的故事中看重的正是由人而虫的结果，而不是那个过程。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的小说真实观毫无疑问是荒诞的，由人而虫是必须的，而不是必然的。之所以变，是因为外部环境强烈的催化，而不是内在关系微妙或强烈的调整。但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放弃了这种作家面对故事时皇帝般的权力，他修正了卡夫卡的小说真实观，形成了自己面对故事的态度，开始了在《百年孤独》中“百姓面对百姓”的讲述。差别就在这里：皇帝对百姓（读者）讲述故事时，他的前提就是将圣旨下达，而你不敢、也没必要去问故事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但百姓对百姓（读者）讲述故事时，则必然得有“故事为啥要这样而非那样的”的交代，不然百姓不仅会提出疑问，还会因为你的故事不周全而随时离开。这个问题，是卡夫卡和马尔克斯面对故事的态度差别，也是他们面对小说的真实性的看法不同。
1965年，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时，卡夫卡由人为虫的荒诞小说观（也是故事的真实观）被他由外部引入小说内部，引入故事的本身。故事的发展与变化不再依赖外部荒诞环境的催化，而是仰仗故事内部、内在关系的幻术般的调整。
他拽着两块铁锭挨家串户地走着，大伙儿惊异地看到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
在这里，推动（导致）铁锅、铁盆等纷纷落下的是磁铁。而磁铁与铁锅、铁盆的关系是微妙的，内在的，尽人皆知的，也是魔幻而“必然”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磁铁所到之处，“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的不可能。相信了这种关系和可能，我们也就确信了《百年孤独》中一切诸如“绵羊一次生产能产满羊圈”的事实，“人出生了会长尾巴”的叙述，乌苏拉活到百岁将死时总是裹着尸布的描绘，还有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身经百战之后对制作小金鱼的迷恋和马孔多镇在经过百年繁华后将随风而逝的情景。这一切，这成百上千的魔幻奇观，不再让我们（是我）像阅读《变形记》样产生丝毫的生硬、虚假之感，而是感到一种“可能的真实”永远隐藏在故事的背后并又时时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