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主编董宁文先生要我写一篇小文章，参加纪念《开卷》三周年的“我的书斋”专栏。我勉强算个书生，可是没有书斋，只能写一篇《有书无斋记》充数。
1956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里，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一间我和老伴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客室、吃饭间，书橱留一半放菜碗。半间室内还放一张小双人床，给儿子和儿媳妇星期六回来住。
国外朋友听说我住在名胜古迹中，来信问我德国专家是哪位名人。小洋房年久失修，透风漏雨，已经破烂不堪。我在《新陋室铭》中写实：“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单位建造“新简易楼”，这是北京建造住宅的开始。我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我和老伴住一大间（15平方米）；已经大学毕业的孙女住一大间（14平方米）；保姆住一小间（8平方米），附带放厨房用品；还有一小间（9平方米）做我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稿纸，一半放电子打字机。拿开电子打字机，可以写字。
我的书桌既小又破。一次，我玩扑克牌，忽然一张不见了，找了半天，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去了。我请木匠来整修桌面，同时把一个邮票大的破洞也补好了，焕然一新。一位副部长来访，他奇怪我的书桌为什么这样小。我说，大了就无法放小沙发和大书橱。书桌虽小，足够我写文章了。
上海老同事来北京，告诉我“反右运动”中自杀和劳改20年的多位老同事的惨事。大家羡慕我“命大”，躲开了反右运动，“在劫不在数”，有自由做研究工作。他们说，宁可无斋而有自由。我说，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人事多变。孙女儿出国了。我的老伴去世了。我家的空间忽然扩大了。可是，我的心境反而空荡荡地无处安置了。
2003．3．9
时年98岁《百岁新稿》自序《百岁新稿》自序
这本书里收集我在一百岁之前十年间写的部分杂文，题名《百岁新稿》。
八十五岁那一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写杂文为消遣。
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元老。这一百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一个日本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1955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的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例外。二十年后平反，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算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