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呢？蒋梦麟认为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他说：“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另外，“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西潮·新潮》第136 页）蒋梦麟还说：许多事例“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了社会的不良分子”。
（同上，第133 页）
尽管如此，蒋梦麟对于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还是给予热情支持。比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多次出席“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处理善后问题，并严厉谴责政府屠杀学生的暴行。
2. 自治与“治自”
蒋梦麟的一生，始终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在一起。他虽然对学潮多有批评，但还是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以此为起点，“把中国委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活泼泼的公民（《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48—49 页）。1919 年北大发生林德扬自杀事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认为这是恶劣的社会造成的悲剧。蒋梦麟认为，除了社会之外，这也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表现。为此他撰文说：“中国之社会，一罪过之社会也。中国之家庭，一罪过之家庭也。以罪过之社会，建神圣之国家，犹设天堂于地狱。”因此“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浅。泛言改革社会，其祸必巨。欲图积极之进行，必须有一人手之的实办法。此法为何，曰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同上，第112 页）
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 年9 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他说：蔡先生回来后，“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西潮·新潮》第127 页）。可见要“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除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要素之外，学生自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关于学生自治，蒋梦麟的两个演讲谈得非常透彻。第一次是1919年10 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庆纪念会上。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治会即学生会纷纷成立，因此蒋梦麟首先指出：我们讲学生自治，要研究三个要点。第一是学生自治的精神，第二是学生自治的责任，第三是学生自治带来的问题。所谓精神，是一种公共意志。一个团体有了公共意志，大家就会不知不觉地受其感染，否则这个团体就无法存在。所以学生社团结合的要素，不是在章程，而是在养成一个公共的意志。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一种精神。他还说，学生自治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要反对教师，而是一种移风易俗的爱国运动。因此大家应该有一颗移风易俗的爱国心，来培养这种自治精神。关于学生自治的责任，蒋梦麟认为应该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要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二要建立公共服务的观点，三要生产更多的文化，四要为改良社会做出榜样。至于学生自治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学生个人的行为该不该管，学生团体与教师以及教师团体产生矛盾怎么办，蒋梦麟也作了很好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