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中来电话，邀我去一趟鹿湖。
我从没去过鹿湖，只知道阿中在那里买下一片橘林，雇了十几个四川佬在那里种果树。阿中说他要去那里解决一点土地纠纷，需要拉我这个报社记者去助威。更重要的是，果园附近有一个湖，一个很大的湖，我们可以在那里游泳，划船，钓鱼，打野鸭子，找美丽村姑们对歌——想怎么腐败都行。这个计划不能说不动人。
去鹿湖有八十来公里，我们可以搭乘公交车去。阿中说什么也不同意，定要开车来接我，让我第二天等着就行。
我这天上午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把一本介绍历史的小画册从汉代看到元代，他还没有来。他在汉代打来一个电话，说他的奔驰被人家借走了，只有一部桑塔纳，实在有点丑，对不起对不起。他在唐代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他觉得桑塔纳还是不行，马上去借一部凌志，要我再等一等，千万不要着急。他在元代又打来一个电话，说凌志一上路就与人家的车撞了，真他妈窝火，他刚才差一点就同别人打起来了。最后，他在光绪登基的鼓乐声中大汗淋淋地敲开了我的房门。
他穿越血淋淋的中国史之后，带来的只是一部脏兮兮的出租车，车门咣咣的怎么也关不严实，坐垫的皮革也裂了道口子。他非常惭愧地搓手：“对不起，今天真是委屈武哥了。”
“我说了，坐公交车就行。”
“我不就是要想撑撑壳子么？你得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吧？”
“撞得厉不厉害？”
“不要紧，莫说是一部汽车，就是撞他一架飞机又怎么样？阿中什么本事也没有，钱有的是!”他朝车后狠狠瞪了一眼，气咻咻地扎着袖口，“我车都不要了，招个的士就来了。随他们警吊子怎么办。”
出租车司机对这话吓了一跳，把阿中看了又看。
后来我才知道，他耽误这两个多小时，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耽误了时间，我们出城时肚子有点饿，只得吃点东西再走。我本来想在路边的小摊上吃一碗面，阿中说什么也不同意，说我们是什么人？国家栋梁，跨世纪的人才，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
他硬把我拉进了路边的皇家酒楼。
我得介绍一下酒楼此时的情况。我们走进大门时：门左边已有一桌东北人，正在粗声大气地猜拳行令，把东北虎的豪壮狠狠地吼出来。门右边一桌是三男一女。一个胖子耷拉着盖耳长发，盯着桌面无精打采，好像一个逃学的学生被迫听数学课，盘子里不是美味佳肴，而是一道道枯燥难题，正考验着他的坚强。“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他总是这样嘟哝，不知道是何意思。另两个男人正在说笑，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小白脸，卷头发，眉眼清秀如大学新生，冷冷地看我一眼。
小白脸逼迫身边那个艳妆女孩喝啤酒。每喝一杯，就拍给她一张钞票。女孩忙不迭地把钞票抓在手里，塞进长筒丝袜的袜筒里。
“开瓶！满上！”
“不要了不要了，我要醉了。”
“醉了还认得钱？”
“怕你们输不起。”
“放心，老子卖了老婆也要陪你喝到底。”
…………
他们说起了一件关于星期天的事，话语里有一些我听不懂的词。“瓜子”“洗头”“开荷花”“撕扇子”等等。但我突然一阵恶心，似乎听出了这些话的罪恶意味。我想起前不久阿中说到的一桩凶案。前后情节我记不太清楚，印象中只剩下一个人的死：那人躺在垃圾场，额头上有一个洞，流出的血已经干枯发黑，全身只剩下一条短裤，大概其他衣物手表什么的已被拾垃圾的人剥去。可怜那曾经被父母百般爱怜过抚摸过的肌肤，现在与破罐头盒废报纸烂果皮共存，把苍蝇喂养得又肥又大晶莹闪亮，不时一哄而散粉碎了热烘烘的阳光。
从他们的对话联想到凶杀案，这种思路似乎有些奇怪。
邻桌又发出哄笑。哗啦——不知谁撞倒了一张椅子，一只提包落地时抖开，一件黑亮亮的东西从包里滑出，滑到我的脚跟前。
枪。
我吓了一跳，与阿中会意地对视了一眼。
我们不敢说话。幸好东北虎那一桌的猜拳行令此时进入高潮，吸引了餐馆内人们的注意力，包括刚进门的一些食客。没有什么人在意我们的紧张。
小白脸从邻桌走过来，弯腰拾起手枪，偷偷别入他的身后。他四下张望了一眼，目光最后投向了我，似乎一眼看得很深，已经看清我脑子里刚才的垃圾场。
他笑了笑：“你认得白沙村的三龙？”
我摇摇头。
“你们是万哥的人？”
我还是摇摇头。
他看了阿中一眼：“对不起，借个火。”
阿中递上火柴。
对方点燃烟，把火柴放回桌面。但他的手缩回去以后，桌上除了火柴盒，还有三根寸长的铁钉，成扇形展开。
“谢谢。”他回到那一桌，与其他两个男人起身离去。
“臭驴子！”阿中拾起那三根铁钉，“这就是他们的封口令，你懂不懂？妈妈的，这一套也玩到老子头上来了。老子可不是吃素的。别说几个烂仔，就是来一两个团正规军又怎么样？老子也有人，要坦克有坦克，要军舰有军舰，说不定哪天还买个原子弹，陪着你们玩吧……”
我没工夫听阿中吹牛，只注意到门外有汽车仓皇发动的声音。
我还是给公安局打了个电话，举报了那三个人的车牌号。那是一辆黑色的蓝鸟牌轿车，车牌号尾数是8808，车后还贴一条矿泉水的广告。
电话那头的声音无精打采，而且一再追问我是谁，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单位供职，身份证号码是多少，还问我为什么记不住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看来对方已认定我比蓝鸟牌更值得警觉。我心里虚虚的，很难解释清楚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对方明白三根铁钉的恶毒程度。
电话突然断了。
回头一看，是刚才那个陪酒女孩斜靠着收银台，一手压住了电话机的叉簧。“你点什么眼药?”她白了我一眼，翻出的眼白特别大。
“你没见那伙人带着枪？还能是什么好人？”
“我同你说，”她朝门外努努嘴，“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找麻烦。晓得他们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
“这年头，门口过条狗，最好也莫得罪。”
“怪不得罪犯越来越多，都是你们惯的。”
女孩冷冷一笑，“你不犯罪，品德高尚，遵纪守法。但你管我吃管我喝？一个月的流水四五万，一给小费就是一张老人头。你给得起？”
“他们这样有钱，就更值得怀疑了。”
“窝笋！神经病！”她不管我怎样目瞪口呆，一把抢过话筒，自己开始拨号了。“张老板么？今天怎么不来？……吃过饭了？不行不行，吃了也要来么，再吃点么，这么久不照顾我的生意，你好坏哟……”她冲着话筒噘嘴，还扭腰，还跺脚，要把万种风情硬塞到话筒里去一般。
我没法同那只抹了红指甲油的手抢电话，气咻咻地回到座位。
阿中笑了笑，对我的举报不以为然，说喝酒就喝酒，还想关怀五大洲四大洋啊？公安局都是他妈的粮食局，只会吃饭。你要是说这里有坏人，他们就耳朵背；你要是说这里发行原始股，他们就蹿得比老鼠还快。
我们又空了一个酒瓶。不知什么时候，陪酒女孩又游转到我们桌前，给我们倒酒，出示几个打火机：“防风打火机，进口的，来一个？”
“你长得这么难看，让我怎么有兴趣买？”阿中脸上已经笑出了流氓活动。
“你把颈根洗干净一点，我就白送你。”
阿中睁大眼，“厉害，厉害，嘴巴刀子一样，开口就像吃了铳药。凭你这母老虎的样子，还能把业务工作搞上去？”
“你不要，有的是人要。”
“倒也是，国有资产现在都严重流失国外。”
“哥哥出个好价钱，我就让你看看爱国主义。”
“好啊，我最欣赏爱国热情。这样吧，你先给我猜个谜语。五百个男人——打一体育用品。你猜出来了，我就买你五十个打火机。这个价钱不错吧？”阿中一喝酒就喜欢炫耀知识，但他的知识不是荤谜语就是荤笑话，让我作陪的都很没面子。
女子没有猜谜，却不小心掉了一个打火机，当的一声落在地上。她去拾打火机时，偷偷扯了一下我的裤脚，压低声音说：“快走快走，要不就吃亏了。”
我没听明白。
她的头发冒出复杂的香水味：“他们就要来报复了。”
“他们”是谁？为什么报复？是报复我刚才的一个电话吗？
她显然不愿多说，把打火机拾在手里，伸直腰杆哈哈大笑：“你们这些臭窝笋，想在我这里白揩油啊？连一杯人头马都请不起，谈什么谈？一边去！”
她简直是个天才的演员，好像我们这里刚才没有什么秘密，只有声色场所见多不怪的生意。她从桌上取来一张纸巾擦擦手，撇了撇嘴：“回家泡你老婆吧！”
高跟皮鞋笃笃笃地扬长而去。
当时门外有汽车的刹车声，差点吓得我跳了起来。门开了，倒不是那带枪的三个男人，是一个陌生的工人往店里搬啤酒罐。
我出了身冷汗。其实，我一直感到有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我，感到某种危险就在我身边，陪酒女孩的警告只是证实了这一点。
我早就应该离开这个餐馆。当时我浑然不觉，阿中把酒往我的杯里倒了一点，我又往他的杯里倒一点，他又往我的杯里倒一点，我又往他的杯里倒一点。百威牌啤酒滴滴洒洒，还是他多我少。他说你这个家伙就是不男子汉，就是酒风不正。
我在大祸临头之下还没话找话。为了旅行的愉快，我得讲点阿中爱听的，比方说名人逸闻，比方说足球黑幕，比方说男人变性和瞎子骗钱。记得我还说到一位老同学，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被老婆截获了他一大堆婚外恋的情书。他老婆并不生气情书之多(已经见多不怪了)，而是痛恨那些情书措词完全一样，差不多成了复印件。老婆说你这样没文化不丢了我的人吗(她嫁的好歹是一个作家吧)？阿中一听，果然笑得大力展示他那一口参差不齐的老鼠牙，还让我瞥见熏黑了的牙龈内壁。
当时我没有发现他的笑声空洞可疑，也没注意到他上厕所的时间那样长。
我仔细回忆一下，还能想起危险到来之前的其他种种，本应该引起我警觉的。比方有一个老头发作心脏病，被家人扶走了。有一条狗突然闯进餐厅，人们好容易才把它赶出去了。内厅里几桌婚宴也出现骚动，新郎与一个人发生争论——对方是一个提着提琴匣子的大汉，大胡子，脑后悬一小辫，下身是发白的牛仔裤，似乎是个什么流浪艺术家。他们居然在争论哲学问题，什么存在，什么时间，什么斯坦和斯基，真是让我惊讶万分：他们怎么不大像争论而像是生硬地对台词呢？怎么有一搭没一搭断断续续？大胡子似乎没占到上风，气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宣布这里人人都能理解妓女，就是不愿理解哲学，因此他决不同这里的人碰杯，然后砰的一声掷杯于桌，拂袖而去，带走了提琴匣子。
照理说，他罢席就罢席，冲走就冲走，不干我什么事。奇怪的是，在做完这一切的时候，他朝我盯一眼，似乎已知道我的处境，要看我如何虎口脱险。
感谢陪酒女孩的警告，我总算及时离开了那里，一头冲入了门外明亮的大街。街上有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川流不息的汽车，有五光十色的广告牌，当然也就有一种什么都不曾发生而且永远不会发生的日常感。但我刚出店门就发现，街对面人群里掠过一个眼熟的人影——刚才那个邻桌的大胖子。我迅速朝右边看去，发现刚才那戴眼镜的小白脸也出现在远处，守在黑色蓝鸟牌汽车旁，眼睛朝我这边打望。
“坏了，坏了，”我对阿中低声说，“我们被盯上了。”
“你是说刚才那几个鸟人？还真有这么回事？”
“就是他们。有一个就在街对面。你别朝那边看，别看。”
我拉拉阿中的衣袖，让他也同我一样，假装看路边的杂货摊，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便麻痹对手和争取时间。“怎么办？怎么办？”
阿中也急了，“妈妈的，今天顶上了。这样吧，我们化整为零，你去百货公司，找一个后门进公园，在旱冰场售票处等我。我去找个公共电话，要廖鳖带点人来。”
他是指我们在武警的一个朋友——那人曾夸口，他的兵就是我们的兵。
“你千万注意啊。这些人肯定手黑。”
“放心吧，你机灵点，多保重！”
我与阿中匆匆分手。
我用余光控制眼角那些可疑人影，搜寻街上更多可疑的人影，脚步却暗暗加快速度，恨不得插翅腾飞，赶快飞入哪个安全的洞穴。恼人的是，我越是想快，就越快不了，一次次撞翻前面的男人或女人，不但无法提速，还遭人愤愤地责骂。咣的一声，附近一个小贩把手中两把钢刀碰响，“不锈钢刀半买半送哇——”这不是他们动手的信号吧？我魂飞魄散，满身大汗，再次撞出女人的惊叫，疯了一般冲进商场大门。但我随后在商场内接连扑了两个空，没有发现阿中说的什么后门。我慌乱中撞入一间库房，又被两个老工人模样的人给轰了出来。我走投无路只好往楼上跑，刚到楼道拐弯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眼前。事情是这样：我当时从楼道朝下扫一眼，虽没看见追踪的枪匪，但发现了阿中，一个十分奇怪的阿中。他不是要去打电话么？不是要去呼叫武警朋友么？不，他根本没有去，而是一路尾随着我。在我回头看见他的时候，他正隐在一个大柱后面做几个奇怪的动作——朝大门外摆摆头，又指了指楼上，显然是指示我逃跑的方向。
他给谁做这些动作？
他为什么做这些动作？
我两眼一黑，脑子里轰的一炸，惊愕得怎么用力也没法迈出步子。我突然发现，阿中竟是他们一伙的！与我交往了这么多年的老友，在要命的时刻竟把我卖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那双一直在暗中盯着我的眼睛，其实就是阿中的眼睛——那双隐在微笑之后深不见底的小眯眼。
我狗急跳墙，鼓足勇气朝楼下跳去。事后想起来也奇怪：我从来都是体育考试不及格，杀只鸡剖条鱼也是笨手笨脚的。我是怎么能从二楼跳窗下来而且为什么没有折胳膊断腿？怎么成了一个呼呼呼的飞人？
我听到了身后啪啪两声，声音不大，像开了两瓶啤酒。很久以后我才想起那是开枪，是对准我开枪。要不是我命大，恐怕身上早掏出了两个洞。
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被我奋力甩掉。有撕裂布料的声音，当然也出自我的身上。那只手又揪住我衣角的时候，我纵身一跃，跳下一个高坡，昏天黑地间撞出一片咣咣当当的声响。我手忙脚乱爬起来，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垃圾场。我的脖子被一根瓜藤缠着，眼角上粘着油乎乎的锡箔纸，两只脚都踩着空罐头盒。
高坡下有一条水沟，沟那边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人影，正冲着我大喊：抓坏人！抓坏人！他就在这里！我朝右边一看，看到不远处一个建筑工地，有一片使人放心的草绿色军服。军人就是正义，是全社会扬善惩恶的希望。我没命地投奔过去，快跑到工地的时候，见几个军人也跑步迎来，像前来接应突出重围的战友。我没料到的是，他们一上来不由分说先把我来了个双手反剪，三拳两脚就让我跪倒在地，差点扭得我身上骨折和脱臼。这些乳毛未脱的青瓜头，白戴了帽徽领章，白吃了大米饭，一个个热情洋溢斗志昂扬在我身上一试擒敌身手。没什么地方好抓了，他们就揪我的头发或者衣领，根本不听我申诉，根本不相信眼下是什么好人受难，哪怕我用肠子肺叶来一齐大叫也不管用。他们只相信枪声，只相信证件——小白脸赶来时，不知掏出一个什么本本给他们看了一下，他们就眉开眼笑，争相与小白脸握手，还不熟练地行军礼，谦虚地露出微笑。
阿中也赶来了，向他们出示了三根铁钉，说了些什么。他们就更加同仇敌忾。其中一位还跑步找来一根麻索，把我紧紧地捆起来。
“看你不老实！”他狠踢了我一脚。
我一跛一跛地被押回坡上。围观的人头更为拥挤。大概有水果摊子挤翻了，橘子苹果梨子栗子什么的满地滚。
“他们是贼喊捉贼！他们是犯罪团伙！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话……”我顿足大叫，“你们救救我！”
没有人响应我的呼吁，没有人相信我。反而有一张张兴奋的脸，还有围观者们欢呼胜利的一阵热烈掌声。这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黑白颠倒暗无天日啦。行人们只是纷纷打听着我的案情，看看我这个逃犯的模样，当然还看看阿中举在手里的三根铁钉。
“救命——”
我没把这句话喊完，就被堵上了嘴。
我的眼睛也被蒙上布条。
重新见到光明时，大概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跌跌撞撞被推下汽车，进入了一张黑森森的门，通过一条窄窄的楼道，来到一间码了各种货箱的大库房。这是在什么地方？我听到附近有密集的狗叫，心想可能是到了农村吧。又听到有汽车奔驰的声音，心想这里可能离公路不远。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豆酱味，还看见墙上一张计划生育的宣传画，有一个小女孩在画面上扬着花束朝我奔来。
我在黑暗中没法记住汽车拐了多少个弯，每个弯又拐了多大角度。只是从行车的时间来看，从汽车颠簸的程度来看，我可能到了远郊的一个地方。
眼前出现一个人，小平头，黑夹克，蒜头鼻子满脸酒刺，嘴巴有事没事都半张着，就要流出涎水的那模样。我定定神，发现这是阿中，人面兽心的家伙。
“狗杂种，你为什么这样歹毒？”
他嘿嘿笑了一下，用袖口抹着脸上的汗：“对不起了，真是对不起了。兄弟今天实在没有办法。祸是你自己惹下的。”
“你早就是他们一伙的吧？”
“你看出来了？”
“我同你昨日无冤今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
“武哥，这就是你呆了。你想啊，你是好人，他们是坏人。这世上的道理就是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你连这一点都不懂？”
“你就不怕公安局以后算账？”
“你去告啊，告吧。我同那些警吊子练得多了。”
“你这个王八蛋，你良心让狗咬了吗？你还是个人吗？想当初，老子为你找房子，为你找生意，我差不多倾其所有给你父亲治病。我瞎了眼啊！”
“我记着你老人家的恩啊。我哪会忘了呢？你说得对，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你他妈太对得起我了。你有人缘，交际广，德才兼备，乐于助人，才华横溢，又有文凭又有职称，还差点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你活得美滋滋的做梦都笑出声，是不是？”
“什么意思？”
“呸！就是这个意思。你我从小学同学到中学同学，都是一餐三碗饭，胯里四两肉，凭什么你人模狗样居高临下？想上大学就上大学，想评职称就评职称，想有个好爹妈就有个好爹妈，你把好事都占了，到头来还摆出臭架子，不把老子的钱放在眼里。请你吃顿饭都千难万难啊，你妈妈的也欺人太甚了吧？你们这些家伙压得老子吐不过气来，让我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压得老子天天做噩梦。你们这些臭鳖杀人不见血啊？”他激动得双手颤抖，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凉凉地顶住我的脖子。
我现在突然明白了什么，冷气从脚跟升起来直贯脑门顶。
我其实更不明白了。
大概没有得到命令，他还不敢随便动手，停一停，把刀收回。不知为什么，他眼下没有多少胜利感，倒显得比我还要愤怒和委屈，全身哆嗦着，往嘴里塞了一支烟，好一阵没有点着火，火柴划断了好几根。到最后，他突然咳嗽，还捂住脸哭了，一边哭一边抽自己俩耳光。“我他妈从来就是人渣！我他妈就是贱！我他妈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一回啊……”他尖声地猫叫一声，在脸上胡乱抹泪，冲出门去，大概是去了厕所。
我从未见过他这样激动，感到非常眼生，怎么看也不像。他是阿中吗？是那个经常打电话来没正经话的阿中吗？是那个得意洋洋到处请客买单的小老板吗？他不会是另外一个通过整容和模仿来仿冒阿中的人吧？仿冒得如此惟妙惟肖炉火纯青，以至连我也看不出破绽。也许我只能从一些细节——比如阿中抽烟时总是用火柴而不用打火机，总是把过滤嘴摘掉——才能抓住蛛丝马迹，揭穿一个仿冒者的伪装。
但刚才这家伙确实是用火柴点烟，也确实摘掉了过滤嘴。不一会儿，一个小马仔还送来一瓶矿泉水，咚咚咚灌进我口里——这当然也像是阿中所为。他已经翻脸不认人，但看在老同学的分上，用一瓶水割清以前的交情。
“黄瓜皮，你出来——”我大喊他以前的绰号。
没有人回答我。
“黄瓜皮，你记住，你是个小人……”
我看着窗外的一角蓝天，那已经不再属于我了的自由和辽阔，那一个我可能马上就要告别的美丽世界。
我从来不知道阿中的深仇大恨。这是我的愚蠢。我得罪过他么？最得罪他的也就是那次在老练家，我们为一个字抬杠。我说“械斗”的“械”字是读卸，不是读戒。我说他读错了。他不认账，当着女朋友的面尤其不认账。我们一直争得其他人的棋都下不成了，纷纷上前来劝解。
只得用字典来裁判。我当过八年编辑和记者，当然是我胜。阿中红着脸去看电视，后来一个星期没有同我说话。
我不相信这一个字就可以结仇。也许，真正的原因是阿中说的那样，我太看不起他的钱了，太装作看不起他的钱了。我不仅一次次谢绝他为我买电视机或者录像机，甚至不愿吃他的饭。这当然也怪我的胃，怪我的口味太窄。自从我的肚皮率先进入中年——悄悄隆起来之后，在医生的警告之下，我只能适应豆腐、青菜、辣椒、萝卜等诸多清高食品，没享过什么富贵却有富贵腻了的模样，谁想招待我，谁都头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吃。每次陪阿中之类朋友豪宴，我宣布进馆子真是俗，宣布自己还是怀念野菜和红薯，甚至对一切有钱人的财富之累深表同情。这当然有些夸张。但我习惯于回绝阿中的宴请，对他买单的魄力和能力视而不见，使他在我面前根本神气不起来。
这对于他确实有些残忍。阿中是一种群居兽，不能没有朋友，尤其不能没有朋友陪着他去见另外一些朋友。但他既玩不了象棋，也玩不了钢琴，更谈不了电影和文学，一张嘴就像个农村贫困地区的小学留级生。他声称自己最喜欢卡夫卡，一读卡夫卡就会热泪盈眶，但自从他有一次把老卡说成日本电视剧的作者以后，就成了大家永远的笑柄。这样，他只能请吃饭，不能不请吃饭。只有在餐桌上，他才有几分活气，才可以仗着酒量吆三喝四，对朋友们拍肩膀，摸脑袋，揪屁股，嘴里不干不净，指责你的皮鞋或者你的舅舅，到最后用信用卡诱发大家的几句感谢。这就可以理解，为了培养我的食欲，他可以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讨论餐馆的选择，讨论菜肴的选择，直到我动心为止。为了打消我拒绝的借口，他可以无限扩大服务范围，答应帮你拉煤气罐，帮你去火车站接客人，帮你刷墙和擦地，帮你去医院给病人送饭……他做牛做马做孙子都可以，只要你答应腾出时间去吃饭。
他有时候甚至不得不采取欺诈手段，比方说他失恋的痛苦要向我们倾诉；或者说他手上有几盒绝妙的外国电影录像带要面交给朋友。可一旦把我们骗进餐馆，他高兴得哼哼唱唱的，对失恋含糊其词，也没带来什么录像带。
他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忘了！
到后来，朋友们都可以用拒绝赴宴来胁迫他，逼他做出各种让步——比方承认自己十五岁还尿床，承认自己偷看过女澡堂，向大家保证不再崇拜港台三流歌星，如此等等。为了大家以后能够继续赏光，他嘴里尽管妈妈的妈妈的，还是一次次就范。
有一次，他喝多了，一腔酸物喷在地上，喷着眼泪鼻涕大哭：“我他妈的只会赌博，一看书就要打瞌睡，一点艺术细胞也没有。我晓得你们这些王八蛋看不起我，根本没把我黄瓜皮当朋友。我是条穷得只有钱的蠢卵哇……”他躺到桌子下去了，孩子般呜呜地哭。有人把他送上出租车，让他回家。不料过了好一阵，出租车又把他送回来。司机说，在城里转了好几圈，他还找不到家，只好把他送回来。他却一个劲地叫司机“舅舅”，要舅舅送他到公安局去自首。
满堂爆出哄笑。
我倒觉得他有些可怜。那一天是我送他回家的。那一天我在给他洗脸的时候，谎称我最重要的朋友就是他。我的虚伪肯定被他一眼看穿并且怀恨在心。
我后来才知道她也难逃魔掌。她鬼使神差地给我通风报信，没料到阿中是他们一伙的，决不容她漏网。
她就是那个陪酒女孩，名叫铁子。我后来知道，她是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兄弟姐妹分别叫金子，银子，铜子……差不多是开了个五金铺，填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据她自己说，她在皇家酒楼是付过“保护费”的。
当时我被几个军人轻易擒获，被反扭双手押向汽车，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往下掉。周围的人全都兴高采烈，后排的观众为了看清楚罪犯，还鹅一样把颈根升起来。有一个老头肯定被枪匪们买通了，指着我大骂：“就是他！就是这个小杂种！抢了我的钱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我看见她也被捆绑着押向汽车，但她一直在挣扎着大喊：“他们是假公安，证件和车牌都是假的，你们不能让他们抓人……”
但她显然也错估了形势，包括错估了年轻军人的判断力。几个军人还在面面相觑的一刻，两个黑影早已向她扑过去。她在人群中一晃就不见了。人群中只有打手们扬起的拳头和巴掌，只有一个女人零碎的惨叫声四处飞溅。有个军人见此情景有些不忍，想上前拦阻，阿中便向他解释：“那个臭娘们也是在逃犯，至少偷了人家八个娃娃！”
“人贩子啊！”军人们居然就这样相信了，走了。
围观者们当然更气愤了，一次次喊打的声浪冲她而去。尤其是两个女人，大概想起了自己的娃娃，撅着大屁股向前，去揪她的头发。
她后来也被带来库房，是被人揪着头发一路拖进来的，脸上有泥污和血迹，高跟鞋在门槛处被绊掉了一只，两脚在地下乱踢狂蹬。她的旗袍被撕破，露出一块白白的肩膀和一根乳罩带子。
“臭流氓！”她破口大骂，“你们打吧！你们今天不打死我就不是人养的！洪疤子你听见没有？”
“你怕我们不敢打？”一个疤脸马仔带着几个打手上前，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简直把她当一只练拳脚的沙袋。
她不再动弹了。有人拿来一盆水，泼在她头上。
“臭婊子，到了这里还嘴硬，吃了豹子胆啦？”
“这家伙找死，先花了她的盘子！”
“挑了她的脚筋，看她还往哪里跑。”
“脱了她再说，给哥们儿擦擦炮。”
“哈哈哈——”
我呼吸变得粗重，再也忍不住了，“你们欺侮一个女的算什么本事？”
打手们把目光一齐投向我，其中那个疤脸说：“啊嗬，不要我们欺侮她，是要我们来欺侮你吧？看你这熊样，尿都吓出来了。”
他们看着我的裤裆，发出一阵哄笑。
我这才感到裤裆里有点凉，但已顾不上羞耻。“你们放了她吧。这事同她没有关系。电话是我打的，她当时还不让我打。”
“放过她容易，”疤脸擦擦手，“你给她顶罪？”
“怎么顶？”我小心试探。
“你叫我一声爸，我就少打她一下。”
“那没问题，别说叫爸，我喊你爷爷，可以吧？”
“这孙子还孝顺！”疤脸笑着与同伴们交换一个眼色，大笑一阵。“你跪着给老子叩一百个头，老子就不挑她的脚筋。”疤脸又有了新主意。
“一言为定？”
“当然一言为定。”
我把这事当真，要求他们立誓为约。叩头有什么要紧？就凭着女孩刚才仗义相救一幕，我就算把脑袋磕成个烂西瓜，也是理所应当。
正在这时，我听见窗外响了两枪。打手们脸色大变，一齐跑出门去了。我心中暗喜：是不是警察来营救了？是不是他们内部有麻烦了？可等了很久，窗外又恢复了平静，什么好事也没发生。只有一个马仔送来两个盒饭和两瓶矿泉水，还让我松绑上了趟厕所。我问他外边发生了什么事，他根本不说。
我借上厕所之机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发现库房门外有一条阴暗走道，通向六七个门，都是紧闭的。这有点难办。想想吧，即便我有办法解脱绳子，还有办法逃出库房，但下一步往哪里逃？这六七个紧闭的门，哪一个是通向出口，而哪一个是通向枪匪？他们把门都关上了，还用报纸糊掉了两个窗子，显然是不让我们看得更多。
在铁子吃完饭之前，他们没有捆绑她。我挣扎着挪到她身边，见她躺在地上轻轻呻吟，不免心生怜惜。我俯身吹出长气，吹走她脸上一只蚊子。
她眼里流出了泪水，哼一声就轻轻叫一声娘。
“小妹，对不起，我连累你了……”
她哭得更凶：“就是你这个窝笋，神经病，打什么鬼电话？管什么闲事？你不知道到处都有他们的眼线？”
“我不知道，真是对不起。”
“我家里还有妈妈，爸爸，弟弟，全都靠着我哩。我怎么办？怎么办啊？我的存折也被他们抢走了啊……”
“别着急。我们慢慢想办法。”
她看了我一眼，哇的一声扑过来，紧紧搂住我：“我怕。”
我的手反绑着，没法抱住她，只感到她胸脯紧紧压住我，瘦弱的身体挂在我脖子上，一阵阵剧烈地起伏，把我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我感到了她的心跳。她也肯定感到了我的心跳。我安慰她：“你不要怕，我们还有希望。家里人找不到我，一定会报案的。警察现在可能正在寻找我们……”
“来不及啦。他们杀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如果命该如此，那也就认了。我在这里，我陪着你……”其实我同样害怕，但我眼下必须使心跳稳定下来，强劲起来，给她一种力量。我忍不住把脸靠过去，贴在她的脸上，用这种别扭的接触代替握手、拍肩、捶胸一类安慰的方式。我感觉她的发丝撩动，感觉到我们的泪水流到了一起，咸咸的，还有点苦。
我其实自己想找一个依靠，哪怕找一个根本无法依靠的人。
我竖起双耳，屏气凝神，但一直没听到大队伍嘈杂的脚步声，没听到警车由远而近的尖锐笛声，没听到警队指挥员通常在电喇叭里发出命令的声音……就是说，我等啊等，没有等到任何希望。
我与铁子只能依靠自己，尝试逃跑的可能性。她在我的鼓动之下，借上厕所的机会，偷来一小块碎玻璃，在夜里割断了捆她的绳子，也解开了绑我的绳子。她解绳子的时候吓得手直抖，好几次停下来，捂着胸口大喘粗气，说她怕，好怕，太怕啦，我们还是认命吧？直到我气得大骂蠢猪婆不知死活，直到我拿脚狠狠地踹她，她才战战兢兢继续解下去。
绳子既然已经解开，就没有回头路了。她再一次听我教导，使劲地点着头，大概也明白了这一点。快天亮的时候，我们等来了看守人最困的一段，靠一张钢筋防盗窗作工具，偷偷撬开库房的门——这需要我们两人抬着防盗网协同操作，就像扛着两棵大树当筷子，实在是工程浩大，费了近半个小时，累得我们满头大汗。但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工具，不能不这样以繁代简。
要命的是，她实在太笨了，总是不得要领，在最需要一齐下力撬门的时候，她竟然丢下了手里的巨型筷子，用袖口来给我抹汗。
“你猪啊？”我差一点骂出高声。
“我怎么了？怎么了？”
“这是擦汗的时候吗？”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用力，再用力！”
她哆哆嗦嗦更不知道如何用力了。
我额上的汗也更加汹涌。还好，天不绝人，我们总算撬开了门，总算溜下了楼梯，甚至借一棵小树翻过楼房外一道砖墙——线路都是铁子白天暗中侦察过的。不料她关键时刻再次添乱，跳墙时竟伤了脚，大概是骨折或者脱臼，一跛一跛根本走不动。我差一点急得喊天，只好背上她朝前探步。但这时狗叫起来了，楼房里电灯亮了，打手们朝着窗外大喊大叫，包括阿中的声音都清晰可闻……我已经开始绝望。
“别管我了，你……”她在我耳边急急地说。
“那不行，我不能把你丢下。”
“蠢啊？跑一个是一个。”
“要死就死在一起。”
“看不出你还很义道。”
这样一说，我就只能继续义道下去。
其实，我也明白，只要有一个逃出去，就可以去报警，就使枪匪们有所顾忌，另一个也才有得救的可能。但那一刻我似乎义道得很晕，反而把她搂得更紧。
“臭窝笋，臭窝笋！你聋了？你蠢啊？”她在后面使劲地打我，扯我的头发，直到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打手们追上来，几道强光照射着我们。
我睁不开眼睛，只是长长叹出一口气，等待他们的发落。他们会重新捆绑我，重新给我蒙眼或者嘴里塞布团，甚至一支手枪顶住我的太阳穴：一、二、三——他们如果害怕夜长梦多，不是不可能随时下毒手的。奇怪的是，我久久没有听到动静，甚至发现在场人都有些手足无措。不知什么时候，我听到一个人说：“导演，没胶片了，算了吧？”
这句话令人费解。
接下来，我听到了一道哨声，听上去也怪怪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听到有人鼓掌。
掌声中，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一张张脸上绽开了花。疤脸汉子丢掉手里的木棍，伸手来与我握一把手，又同铁子握一把手，还帮我们拍打身上的灰。阿中哈哈大笑，指指我的鼻子，捂住自己的肚子一次次下蹲，笑得要满地打滚的样子。在一辆汽车强烈的车灯光柱里，一个披着军大衣的人提着电喇叭走来，对阿中高兴地说：“OK，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刚才这一场追逃戏，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他看了我一眼，发现我还在目瞪口呆，便过来握住我的手，“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导演，叫孙建平……”
我觉得他面熟。事后我才知道，我确实见过他，就是皇家酒楼里婚宴上的那个新郎，当然是伪装的新郎。
“是这样。”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们正在拍摄一部实验性电影，片名叫《季风》，完全是原型主义的探索。”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气得七窍生烟。
“别生气，别生气，听我慢慢给你解释。这样说吧，《罗马十一点》你看过？那是意大利片，新闻纪录手法。我们这个更进一步。主角多用原型，拍摄全用实景，不少情节随机发展，多机位全程偷拍。有些人，就像你吧，根本不知道自己入戏，这样表演就更加自然。是不是？”
“你是说，你是说，这一切……都是拍电影？”
“是啊是啊，拍电影。最新潮的电影。”他不无得意地一笑。
我几乎要哭了，“阿中你这个臭杂种，你……你他娘的跟我玩这一套？”我扑上去抓住阿中就打，打得他两手招架，连连讨饶，躲入孙导演的身后。“武哥武哥你听我说，我看你平时对电影感兴趣，一番好意让你来玩一票。其实我同他们都说好了，对你不要真打，也不让你饿着，天地良心……”
要不是几个人阻拦，我非把阿中这家伙一口吞下去不可。算下来，整整二十多个小时，我一直蒙在鼓里，成了一个可笑的牵线木偶，任他们这些人算计着和玩弄着。我算是白怕了，白气了，白伤心了，白义道了，还白白尿了两次裤子。要是我一慌神做出不得体的什么事，岂不是也会被他们拍个正着？“我操你大爷——”
我差不多哭了，一连骂了几十句粗口，骂出了世界上最恶毒、最下流、最不堪入耳的话，骂遍了眼前所有微笑的恶棍。哭骂声中我当然也有一丝庆幸。事情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和噩梦一场，我一条小命还在，还可以走路，可以吃饭，可以逛街，可以蹬自行车上班——要知道，身陷囹圄的时候，即使是平时最为令人厌恶的上班，包括在那个愚蠢编辑部主任手下的上班，对我来说也是无比幸福的回忆和向往。我没料到这一辈子还可以大张旗鼓有声有色地上班。
“你不要怪黄总。他只是赞助人之一。情节提纲都是我的设计。”孙导演给我披上一件大衣，递给我擦脸的纸巾。
“你你你们这不是胡闹吗？”
“艺术么，总得别出心裁不是？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兴奋的创意。你虽然受了点惊吓，回头一想，不觉得也是一次奇妙的体验？”
“你怎不拿你老爹老娘来体验？”我没好气地顶回去。
“我们充分考虑了你的条件，这一段戏，非你莫属。”他用一大堆恭维话补偿我，吹嘘我的鼻型、身高以及正义感，正是他的艺术创作所需。至于他们事先无法向我交底，有不当和不敬之处，还望我海涵。他又说拍这种片子特别累，特别费钱，特别有风险，光是十几个机位的隐藏和移动，光是长时间的耐心等待和各机位的灵活应变，就比拍战争场面还困难百倍……他大概想夸张他们的苦处，抵消我的一些怨气。
我们走在返回楼房的路上。导演顺便让我见见他手下的人。我走到灌木丛后，看见了藏在灌木后面的摄影机，还有总摄影师。又走到一辆面包车前，看见了架在窗口的另一台摄影机。车前两个披着大衣的青年，正在收拾电线什么的，冲我笑了笑。孙导对他们吆喝：“喂喂快收场，动作快点听见没有？小刘你磨蹭什么？还想在这里喂蚊子啊？”
小刘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小白脸，几次同我过不去的王八蛋，曾在大街上把我往死里踢。我一见他就冒火，冲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胸口，突然发现他一脸微笑，才迷迷惑惑地稳住手。
我得记住：电影。
他放下手里的一个木箱，拍拍我的肩以示和解，还塞来一张名片：“您能不能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我怒冲冲地说：“没什么感受。”
“好几家报纸约我写拍摄花絮，你一定要配合啊。这也是你出名的机会。”
“你站远点，站远点。跟你说，我这个人脑子有毛病，一走神就会打人。”
他吓得连忙退了一步：“好好，我们等下再谈，等下再谈。”
孙导笑着说：“你这种情况叫幻觉滞后。有些职业演员也这样，一入戏就出不来了，好一段时间还会有幻觉。今天幸好是让你演你自己，要是让你演毛主席，那还得了？”
他们都冲着我哈哈大笑。
天大亮了，我们等摄影师补了几个空镜头，准备离开拍摄现场——我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片旧厂区。附近有商店、饭店、加油站以及旧宿舍楼。有一个宠物店，冒出密集的狗吠——难怪我刚来的时候还猜想这里是乡村。
有一个老太婆来找孙导，拍打手里一张断了腿的板凳，“你是领导吧？你看看，被你们踩成这样，至少也要再加十块钱吧？十块不行就五块，五块！”
孙导不耐烦地喊：“黄主任，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人应声而来，把老太婆连连往后推：“去去去，没有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切都只能按合同办事。”
此人可能是剧务主任吧？
另一个人又来找他，点头哈腰，满脸媚笑。我惊讶的是，这人留着大胡子和脑后一条小辫，也是我在皇家酒楼见过的。不就是那个大谈哲学的流浪艺术家么？为何眼下活出这个熊样？我听了好一阵，才明白他是个临时受雇的演员，但领走一条领带就不归还，说是丢失了。剧务主任不相信，他便掏出钥匙，把提琴匣子打开来以供检查。匣子里果然没有领带，但也没有琴，只有一堆神功元气袋。他想拿三个神功元气袋抵了领带，但主任说什么也不同意，紧紧揪着他的胸口。“你少来这一套，你这号混混我见多了。”
两人为了一条领带揪来扯去，引来一些闲人围观。尽管有两个大汉维持秩序，但围观者还是挤倒了两筐水果，散乱的苹果、梨子、柿子、香蕉一类滚落在地——我后来才知道，除了苹果最便宜，用的是真品，其他都是塑料制品或蜡制品，是可以多次使用的道具。正如马粪纸做的电话机和泡沫塑料做的大石块，怎么也摔不烂。
我踢了一块大石头，果然有空落落的响声。
我看见很多人在吃苹果，还看见铁子也咬着苹果走向一辆大巴，大概也是饿极了。她头发还有些蓬乱，披一件军大衣，但脸上的假血还没完全擦干净，红花花的印痕一直延至脖子，还沾满领口。
“你吓着了吧？”她朝我笑了笑。
“你没吓着？”
“没吓着，只是被气着了。”
“怎么回事？”
“他们还真在我身上乱摸……合同上哪有这一条？”她噘着嘴，“给片酬也抠门。他们给你多少？”
“我不懂这些规矩。”
“我也不大懂。不过演这种戏，拳打脚踢的，邋里邋遢的，至少也不能像打发要饭的吧？我妈都没有这样打过我。我的手啊哎哟哟——”她一抬手就痛得五官挤成了一团。
“手怎么了？”
“可能骨折了。”她的手终于举到空中，倒也没有什么事。但又发现了另一只手的痛点，“这里，是这里，哎哟。”
她眼睛眨出泪花，终于恨恨地咬牙：“跳那么高的墙，要人跳的，玩杂技一样。要是我真摔个缺胳膊少腿怎么办？摔个脑震荡怎么办？早知道这样，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演。我们在学校里学表演，从没演过这么乱的戏。”
“你是学生？”我大吃一惊。
“是啊。”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艺术学校的学生，被孙导挑来扮演陪酒女，专门配合我演对手戏。
“他们要是不报销医药费，我就扣他们这个。”她偷偷向我亮出一把手枪，调皮地一笑，又把枪藏入提包，走了。我这才发现，她两条腿好好的，跳墙时的骨折或者脱臼，逼着我一路背着跑，确实是演戏。
我有点茫然，觉得她不能就这么走，不能就这样与我分手。怎么说呢？戏不是结束了吗？但不到一小时前我们还患难与共，不到两小时以前我们还生死相依，不到三小时以前我们还相濡以沫，这样一个在我身上体温犹在的女人，怎么说走就走了？这一走可能就是各自东西，再也不会见面了。
“喂！”我大喊了一声。
她回过头来，眨眨眼，“还有什么事？”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道吗？我叫铁子。”
“你叫铁子？”
“是啊，我叫铁子。”
“我……我们也算有缘分吧？”
“当然，我们配合得还算不错吧？”
“我得谢谢你勇敢仗义……”
她愣了一下，突然大笑：“这不是演戏么？”
“你早就知道是演戏？”我有点失望。
“他们只交代个大概，其余的由我见机行事。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比一般演员强多了，从一开始就戏赶戏，吓得我差点都不敢演。你那些朋友也演得很不错。”她可能把所有参演者都当成了我朋友。
“我想知道，要是在生活中碰到这种事，你会不会那样做？”
“你问这个干什么？”
“对不起，我就是想知道，有点好奇。”
她脸上飞过一抹红润：“我……可能不敢。”
我突然无端生气了，“胡说，你也会那样做的，是不是？你以为这只是戏啊？你想想，我们打也挨了，苦也受了，说不定还受伤了，怎么哨子一吹就子虚乌有？”
“你说这事不算演戏？”她似乎不明白。
“不，至少我不是在演戏。”
“反正我是在演，没什么……”
“你也不全是演。”
“你怎么知道？”
“我感觉得到。”
她翻出很大的眼白：“不全是就不全是吧，那又怎么样？”
我高兴了：“那你就跟我走。”
“哪里去？”
“我先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的手。”
“我要桂花姐姐陪我去的。”她东张西望，样子像找人。
“我知道这附近的医院在哪里。”
“我……还不认识你。你是谁啊？”
“这是什么话？都这样了，你怎么还不认识我？”
我不由分说拉着她就走。她开始大喊：“放开!放开我!我不要你陪！你脑子有病吧？你掐得我好痛知道不？我根本不认识你……”她喊是喊，挣扎归挣扎，但力气渐渐减弱。到最后，挤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在拥挤的乘客中，她还在无力地把我推搡。
车上乘客看见她脸上似血的红油彩，看见我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得纷纷躲闪。有一个老汉直摇头：“现在的年轻人啊……”
她运气不大好，虽然一直想当演艺明星，但自从在《季风》中上过角色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上台和上镜的机会，别说演技让人失望，一口可怕的普通话也总是吓坏了导演。她在艺校毕业后也找不到合适工作，最后经我出面介绍，才在我们报社的幼儿园当上阿姨，成天教娃娃们大灰狼和小白兔什么的。
她胆子其实很小，完全没有演戏时的那种浪荡和生猛——这也是她求职的重要障碍。有一个公司老总曾聘她当秘书，但她一看见两个编织袋里满满的钞票，吓得全身哆嗦，丢了编织袋就跑，哭哭啼啼地回家，说什么也不干了。“我就是怕钱，那么多钱！”她的话让我莫名其妙也无可奈何。我后来曾教她开汽车，以便她去公交公司应聘。但她学了两个月还是笨拙无比，即使开车在空空荡荡的大道上也满头大汗，一见到前面几百米开外有个小黑影冒头就面无人色，双手丢开方向盘大叫：“有人！”接下来是：“怎么办？”
她以为自己是在月球或火星上开车么？一见到人就没魂了么？我好容易帮她刹住了车，好容易逼她把蜗牛般的汽车再开过了有人影的地方，她停车时却没法撒手了，两只手紧锁在方向盘上，需要别人一节一节扳直手指骨节，才能使她的两手从方向盘上卸下来。这就是说，她全身几乎已经抽筋，已经僵固如铁。
我没教会她开汽车，甚至没教会她骑自行车，但使她成了我的孩子他妈。这是后话。事后阿中一说起这事，满脸都是嫉妒和悲愤，说亏了亏了，白白放走了一个纯真少女，早知如此，当初在皇家酒楼就该同我换角色，他情愿挨打也不能放过如此艳福。
“她连自行车都不会骑！”我的意思他不必过于懊丧。
“不会骑好啊。要是她会开轰炸机，你敢要？”
阿中还是我的好兄弟，还经常请我吃饭，包括一起去皇家酒楼。这地方最对铁子的心思。她对其他地方没兴趣，但皇家酒楼是一定要去的。我猜想她很怀念那次上戏，想想当初自己的浓妆艳抹和粗话连篇，说不定有点暗暗开心。“臭窝笋”，她一想到这样的台词就笑。
我恰好相反，最不愿意带她去皇家酒楼，总是找个理由把她拴在家里。那地方有什么好？不就是一个贼窝么？一想到自己的女人曾在那里陪酒，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周旋，每喝掉一杯就把一张钞票塞进长筒丝袜的袜筒——即便我知道那是演戏，心里也不太舒坦。而且那鬼地方对于我来说，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布景感，似真非真，似幻非幻。坐在那里，一声与我毫不相干的吆喝，有时都会让我张皇。我会怀疑又要冒出一个操着电喇叭的家伙，宣布眼前的一切都是剧情，于是现实幡然大变，人们面目全非，连我身边的铁子也站起来去卸妆，突然变成一个我无法辨认的陌生人。
我有时候稍微多喝了几口，会感叹这些布景太真实了。汽车一辆辆驶来，一点也看不出破绽。仿古式宫灯一盏盏亮了，一点也看不出破绽。一种种佳肴端上桌来，还真有色香味，真能吃。大门口站着一列挂着红绸绶带为灾区募捐的男女学生，还真像那么回事。连小贩叫卖的报纸以及报上的股市升温或非洲战争的消息，还有什么省长检查物价的消息，也都以当天的日期和真切可闻的油墨气味，让人没法生疑。剧务部门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啊。
可以想像，我心神不宁恍恍惚惚，不可能不做出一些荒唐事。前不久，我在皇家酒楼又碰上了那个总是提着提琴匣子的大胡子。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呢大衣，发出浑厚的男低音，眼里闪烁着幽暗光泽，像经历过十分痛苦的漂泊，刚从遥远的草原或海岛归来。当时他陪着两个男人吃饭，手搭在一个小姑娘肩上。他们断断续续的声音听不太清楚。一会儿是现代哲学，一会儿是灯箱广告，说来说去，又像对现代哲学和灯箱广告都词不达意，欲言又止，只留下满脸忧郁。大胡子一次次埋下头去，背脊被小姑娘用同情的目光抚摸。
我觉得那位小姑娘表演得颇有分寸，浑身都是戏，一看就知道是那种爱吃零食的校园诗人。在英雄吹响金色号角的地方，总会有这一类女志愿军挺身而出，热爱着我们历尽艰辛的英雄。
剧情还在继续推进。大胡子哼完一段俄国歌曲，突然发现了我，走过来持重地握手，还来了一把男子汉之间的深沉拥抱。他向小姑娘介绍我，称我是报社名记者，诗还写得很不错(我从未写过诗)，是他的老朋友(我这是第二次见他)，与他曾在一部电影里成功搭档云云。他看见桌上的照相机，问我能不能给他们来一张。我说很不巧，照相机里面的电脑出问题了。他拿起照相机看看，说你今天真是运气，碰上我了。我刚好有一个哥们儿就是干这个的，给你换一个配件，就我一句话。
“不不，不用麻烦你。”
“这是什么话？不相信我么？”
“哪里的话。”
“你以为我这点小事也办不成？”他沉下脸，上身略略后靠，把我当一只位置不佳的台球仔细度量。
剧情到了这一步该怎么办？总不能太不给他面子吧？他不是枪匪，我总不能像上次那样大失风度狼狈逃走吧？我及时地微笑了，选定了体面的台词和形体，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尼康照相机塞进了挎包。
他搂着小姑娘出门而去。
阿中从卫生间回来，对照相机在桌上的消失不免疑惑。听我说明去向，大叫：“水鬼!那是个大水鬼！”
“你说什么？”
“那家伙至少有八个名字，二十种身份，从来没有一句真话。你看我理都不理他。你这个二百五，居然把相机交给他。你为何不去给街上的人一个个发奖金？”
“他不是一直在谈着哲学吗？”
“你傻啊？什么年头了？以为哲学是良民证？”
同行的两位朋友也急了，说他们刚才怎么看怎么不对，本以为那家伙是我的熟人，但发现他根本不了解我，还把我当成什么诗人。
阿中愤愤地咬牙：“老子要废他一条腿！”
我这才觉得，大家脸上的激昂和愤怒是值得重视的。我带了什么东西来？对了，是带了照相机。我的照相机现在给了谁？对了，给了那个大胡子。我为什么要给他？可怜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以后到哪里去找他？……我终于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从座位上一跃而去，大步扑向门外，发现大胡子早已不见踪影。但我不甘心，总觉得大胡子应该没有走远，应该在什么东西的后面。我像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发现任何东西确实都有后面，都有后面的东西，比如餐厅的后面就有厨房。我向厨房走去，发现厨房后面是灯光昏暗的停车坪。我向停车坪走去，发现停车坪后面有一片园林，还有晾晒在铁丝上的一条条白色桌布。我穿过白色桌布，发现桌布后面有一间小房子。我走到小房子门前，推门一看，发现里面是发电柴油机，还有一个从椅子上弹起失声尖叫的青年。如果我爬过小房子的屋顶再往后面走，前面就是栅栏那边的喧嚣大街了。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这里不是后台，更没有摄影、导演、灯光以及剧务部门。
就是说，这里根本不是剧场，也不是电影景区。
我回头试着给军区一招待所打电话，孙导就住在那里，该知道演员们的住处。阿中夺过电话说：“你发梦癫啊？他早就出国了，你找他的魂？”
见我沮丧地放下电话，两位服务小姐来问清情况，也为我着急了一把。她们说那个大胡子是有名的老赖，一身的酸菜味，光在这个店里就不下十次地赖账，老板一看见他就脸大。你们不知道么？
我的酒这才醒了七八分。
阿中带着手下人，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总算在某个小饭馆把那个骗子找到了，让我十分感动。不过我赶去以后还是没能要回照相机。大胡子说他被小偷割包了，照相机没有了，他自己的三千块钱也没有了。不过他从来不亏朋友，很义气地赔了我十个神功元气袋。
我没法证明他说的不是真话。
我气得两餐没吃饭，因为那台照相机是铁子她姐送的，而且铁子最喜欢千姿百态地用它来照相。她肯定万分心痛。
没想到她倒安慰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丢了就丢了，多大的事？”
“对不起，我一定给你再买一台。”
“算了吧，攒点钱买奶粉尿布吧。”
她是指孩子将要出生。
她不久果然一胎给我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六斤，一个七斤半。当孩子学会了叫“爸爸”并且争着试验这个词的魔力的时候，我感到了幸福。准确地说，我感到一种鼻子和耳朵都越长越蠢的幸福——我有一天睡醒觉的时候，确实感觉到各个身体部件的智商状态，还有这种状态的提升或下降。
我常常一觉睡醒之后，不知道眼睛的幸福是否真实。我爬下床，在房里走来走去，担心突然听到一声长哨，又碰到一个操电喇叭的家伙。我忍不住检查冰柜里的食品，检查衣柜和书柜后面的暗处，检查阁楼上那一切可疑的角落。我忍不住看看床下，又猛地掀开窗帘看看窗外，看这些地方是否隐藏着可恶的摄影机。我检查铁子的衣物以及她的提包，甚至检查孩子胯下最隐秘之处，看是否印有“××摄制组No.××”之类的公物标记。我还检查过她带回来的每一张钞票，把它们一张张对着灯光照，看它们是不是道具，是否都有水印暗图并且纹络清晰。
我假装去借电工刀或者小锤子，去敲过几位邻居的家门，其实是想看看那里是否有可疑的人。我没有发现什么，只发现老金家有两个乡下人打扮的汉子，正在大口吞吸面条，说是他家乡下来的亲戚。我把他们的两个大网袋看了又看，还好，不像是摄制组的用品。
我把草地和大树也一一检查。如果我有足够长的手臂，可能还会把太阳拿来割一刀，看它是不是个可以剥皮的假货。
我总算发现了一件可疑之物，是铁子藏在衣柜里的一个小红本，某卫生专科学校的学生证。上面明明是她的照片，名字却叫“白云”。我联想到她平时对当归、白芍、荆芥、柴胡、天麻之类的用途确实知道不少，联想到她一上街就喜欢串小药店，不得不怀疑她确实受过某种专业训练，进而再怀疑到她的真正身份。她也许不是铁子，只是一直在扮演着铁子的另一个女人？
当我理直气壮出示这一铁证，她竟然哈哈笑了。她说白云么，是同学给她起的艺名，学生证也是花钱请人伪造的——当时她和几个艺校同学找不到工作，想去私营医院当护士，就每人买了个假证件。她说这个本本虽然可笑，留着倒也好玩。
我紧紧地盯住她，看她的脸上是否有过一丝慌乱或者躲闪，从而判断她的话里有多少真实。
“你老看着我做什么？”她有点不自然了，要我把胶鞋脱下来，她好拿去洗。
“你脸上……怎么这样红？”
“我脸上红么？”
“你在家里也化妆？”
“我什么时候化了妆？”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化了妆？”
我情不自禁地用一根手指去戳她的脸。她啪的一下打掉我的手，“你才化了妆哩。神经病。”
“你真的不是白云？”
“好吧，我是，我就是，那又怎么样？快换鞋啊你。”
“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我呢？我们好歹也夫妻两年多了，你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她愣了一下，把我的鞋猛掷出去，突然捂面哭了起来：“你怎么这样不相信人啊？”
我有点歉意，给她削了一个苹果。
很久以来，我在果品中只愿意吃苹果，上果品店也只买苹果。自从那次见识过剧务部门租来的一些道具，我对很多水果总是疑虑重重。货架上那些五彩纷呈的橘子梨子桃子什么的，在我看来总像是蜡制品或者塑料制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只有苹果可以拿来真吃。铁子为此经常笑话我，说我一次被蛇咬，三年怕草绳。
这时阿中来电话了，问我愿不愿意明天同他去鹿湖。
1994年12月
(最初发表于1995年《芙蓉》，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