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前二十年，鲁迅就已经辞世而去。可说来奇怪，今天谁要是提起他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常常不是他那几十篇出色的小说，而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笔下的那颗“国人的魂灵”，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当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总会要遇到不朽这个词，可究竟怎样的人才能不朽呢？首先当然是那些贡献出伟大创造的人，屈原因《离骚》而不朽，黑格尔因辩证法而永存。但是，历史的筛盘上也有例外，它并不只留存伟大的创造物。当专制和腐败弥漫人间，旷世奇才生不逢时的时候，它又到哪里去淘取颗粒硕大的精神晶块？造物主毕竟是公平的，如果杰出人物的精神能量不能向自己的创造物从容转化，它就往往以人格的形式直接显示自己。社会可以阻挠它创造物的形式，却无法禁止它以人的形象来标示历史。不是有人说，谁懂得鲁迅，就懂得了现代中国吗？从覆盖他灵柩的白旗上的三个大字：“民族魂”，我似乎悟出了“不朽”的另一层含义。历史固然有理由轻视个人，在天才和他的创造物之间偏爱后者，但如果是评判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却不能不特别去注意前者。经过时间的淘洗，一切个人的言行都不免会黯然失色，我们从个人的躯体内照见那卓越精神的蛰伏形态，也很容易会感到深长的悲哀。但这却正是历史的安排，它不但把自己的代表权授予那些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品，而且有时候也授予那些众说纷纭的独特人格。鲁迅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显然把精神作用看得很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都用人的精神状态来解释社会的变动，还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但他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决定论者，一旦涉及到具体的社会问题，他倒每每从物质的角度去衡量得失，并且告诫别人也这样做。他希望妇女能以天津“青皮”的韧性来争取经济权，在小说《伤逝》里更直截了当地宣告：“生存，爱才有所附丽。”孔夫子把“礼”说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的呆学生子路因此丧命，鲁迅却嘲笑说，倘若他披头散发地战起来，也许不至于被砍成肉泥吧？中国固然有注重“教化”的精神传统，鲁迅毕竟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深受科学思想熏陶，津津有味地捧读过《天演论》的现代人，他不可能不知道物质环境对一个民族生存状态的决定性影响，不会真以为靠几篇文章就能够起民众于蒙昧，他不是屡次说过，现在的民众还不识字，还无从读他的文章吗？现代中国的启蒙者中间不会再有过去的那种迂夫子了，至少鲁迅不是这样的迂夫子。但是，他为什么又把“国民性”之类的东西看得那样重要呢？
人类世界中似乎有这么一条法则，每一种活动虽然都有自己的原始动因，可一旦发展到高级的阶段，它自己的历史就会对它将来的趋向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小至一场战争的胜败，大到一个民族的兴衰，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条法则尤其适用于人的精神活动，我们对一种新的刺激作出怎样的反应，正是取决于它和我们现有的全部认识形成怎样的关系。我们常常谈论人的主观能动性，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一种被动性，一种对过去思维经验的身不由己的依赖性。一个人越是成熟，就越不愿听凭外部条件去左右他的认识方向，他总要执拗地按照自己最习惯，往往也是最擅长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这当然是表现了主观对于客观的独立性，可就主观本身而言，却又同时暴露了现在对于过去的依赖性。从鲁迅对精神现象的重视背后，我正看到了这种依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