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正在迫切等待答复的时刻，由于麻痹疏忽，发生了一件意外的重大事故。这年9月间，我曾经在唐家沱宋笠家中避居过一段时间，因宋家的住宅突然被市政府收回，他们全家迁居市区捍卫路的新居，我当然不能随往。仓促间无法找到住处，只得通过关系在江北县龙兴场租到一间房子，化名佯称养病暂时住下了。搬去后约一月，一天刚天黑，场上的警察所派人来搜查我的住屋，然后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场上，囚禁在该所牢房里，在狱中的一周里，从迹象判断，我们的真实姓名与政治面貌并未被发觉，是因嫌疑被捕的。后来才知道其原因是我们手边有一本俄文苏联日历，不慎被房东的一个当县参议的亲戚看到了，他向警所告了密。囚禁了一周以后，警所派了一名警长和两名警察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大竹林江北县警局。我们分析当时的处境，估计县里弄不出结果必定往上送到重庆，到那时一碰上叛徒就糟了。因此，应当尽一切可能力争在途中逃脱。碰巧押送的两名警察中，有一名是可能争取的。因为在牢里时，我们与他有接触，了解到他当时才十六七岁，对警所的黑暗腐朽不满，并认识育才学校的一两个学生，向往育才，渴望摆脱伪警生涯。于是，利用押解途中步行三十里与途经市区留宿朝天门一家旅馆的机会，先说服了他同意与我们一道出走，接着以接洽借钱为名由王大昭与张遐君、李诗秾接上了头，约定了联络办法。当夜通过这个青年警察，以给予一笔款子为条件争取到另一名中年警察同意放走我们。这样，第二天一早，四人合谋骗过了那个警长，借口押解取款，前往约定的小什字一家茶馆。到达时，李诗秾、向洛新、李诗强已分头守候在那里。王大昭从他们手中接过钱，交给那个中年警察，我们就分几路离开那里，得以脱险（那个青年警察解放后入党了）
脱险以后，向洛新、张亚滨先告诉我：香港的那位老友已有回音，说朱语今要我速赴香港。我们像长久与父母失散的孩子将重新见到母亲一样，为即将与党的领导机关恢复联系而无比庆幸，产生了一种漫漫寒夜已接近尽头的感觉。到香港后，我向组织汇报了重庆地下党和学运组织的情况后，上级代表对我说：本来你既已暴露，按常规是不宜再回重庆去的，但是，由于特支与当地党的领导还没有接上关系，更由于需要通过你去向那里的领导同志传达上级指示，所以经过郑重考虑，仍决定你立即返回重庆。他接着向我布置了具体的任务：第一，设法尽快与邓照明见面，接上关系后特支即由他联系，但万一找不到他，则暂时由香港直接联系；第二，通知邓：在他自己和萧两人中，要确定一人迅速来港接头；第三，向邓传达领导机关关于形势和川东农村工作任务的意见。为了执行最后这项任务，他交给我一份题为《目前形势和川东党的任务》的文件，并对这份文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精神作了解释，嘱咐我认真领会和背诵，回去后凭记忆向邓照明转述，不允许带回片纸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