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馆内外，此时异常静寂，只有远处偶尔的狗叫声传入耳边。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他吃力地一笔一画地写着开头的第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从何说起呢?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并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写到这里，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梳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十一岁母亲逝世后，我一面帮着父亲挑担作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肄业半年，十六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防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作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也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
到我十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
